北京多家单位拒绝公开社会监督员信息

　　近日，有市民向市交通执法总队申请公开“社会监督员”联络信息被拒。交通执法总队称，“社会监督员”的信息不属政府信息，因此不予公开。

　　昨日，记者以市民身份致电聘有“社会监督员”的12个部门和单位，除了两部门已无社会监督员，仅保监局一家曾公开所聘请的“社会监督员”信息，而面对记者的信息公开要求，也仅有顺义区计生委明确承诺“可来单位索要”。

　　10单位仅保监局公开监督员信息

　　“社会监督员？我不清楚这个事儿”，这是在昨日调查中，记者得到的最多回复。

　　综合此前报道，记者共选取了12个单位调查“社会监督员”公示情况，包括市公安局、安监局、司法局等在内的12个部门单位。其中，水务局和交管局目前已不再聘请社会监督员，其余10个部门单位中，仅有保监局曾于去年公示了“监督员”的聘请结果和信息。

　　未公示信息的9个部门单位，目前均聘有社会监督员，但在其官网上找不到聘任结果和监督员信息。部门工作人员证实，这些监督员信息目前尚未公开。

　　回复称“上级文件未要求公开”

　　对于记者提出公开“监督员”信息的要求，仅有顺义区计生委承诺“市民可亲自前往该单位查阅”。其余8个部门单位中，有5个明确拒绝了记者信息公开的请求，还有2个表示“不清楚”。

　　至于不公开原因，主要分为“不属于信息公开范畴”、“不方便透露个人隐私”和“上级未要求公开”三方面。

　　除交通执法中队外，北京市住建委的一名工作人员也称，监督员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但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等待监督员联络。

　　公交集团工作人员称，社会监督员是“义务服务”，因此不便透露个人隐私。曾于2007年聘请郑渊洁等人担任警风监督员的市交管局也表示，因为聘请的人很多是“知名人士”，因此，“不能随便透露他们的个人隐私”。

　　市安监局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如果需要公开，上级文件中会注明，但目前聘请社会监督员的文件中，并未注明公开要求，因此不予公开。

　　■ 现象

　　监督员构成“精英化”

　　早在1995年就曾有媒体呼吁，社会监督员不宜过分“官化”“精英化”。而这次调查中，记者发现，北京市各政府部门所聘请的“社会监督员”仍然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级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为主。

　　市国土局公布的《聘任社会监督员工作暂行办法》称，社会监督员可在政府部门、民主党派、各级人大、政协委员及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社会人士中选聘。

　　根据2011年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发布的消息，其聘请的9名社会监督员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政府法制办、西站地区管委会、市公交保卫总队、市非紧急救助中心、西城区人民法院、首汽集团、市长途汽车公司相关负责人”。

　　北京市水务局工作人员称，去年水务局聘请的社会监督员中有部分是政府官员，“几乎全是副处级以上”，此外，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行业内专家。

　　昨日，市民孙先生也对此提出质疑，“监督员都是政府官员，谁都知道官官相护，这还怎么监督？”

　　监督员仅露脸座谈会

　　在市交通执法总队官网，以“社会监督员”为关键词查询可发现，除2011年8月16日登过“总队聘请新一届社会监督员”的消息外，这9名监督员只在两次座谈会里短暂“露脸”。

　　在其余部门官网中查询可发现，这些监督员自被聘请后，几乎都只在形形色色的“座谈会”上露脸。

　　在市交通委网站上，市交通运输考试中心在今年年初召开社会监督员座谈会消息，仅有183个字，其中既未提及监督员的姓名，也没提及监督员的具体意见建议，只说“社会监督员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国土局此前曾在《聘任社会监督员工作暂行办法》明确提出，除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检查外，社会监督员也有义务主动监督检查工作人员的执法和廉政情况，并负责沟通部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北京市水务局工作人员称，他们此前聘请的社会监督员任务包括监督决策、提出意见和“把话向上传，把话向下传”。

　　而根据公开的信息，“传声筒”的作用并未显现。对此，市民孙先生质疑，这些社会监督员究竟是谁，他们开座谈会有什么用？

　　多数监督员找不到

　　市民黄先生曾想向市交通执法总队的社会监督员沟通情况，反映问题。他称，自己依照程序填写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表，并送到交通执法总队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提出“请公开交通执法总队聘用的2013年度社会监督员姓名、联系方式”。

　　但此后，他收到一份“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告知书称，孙先生所申请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因此“不再按照有关规定作出答复”。

　　宋先生也有过类似遭遇，他曾有一个社保方面的问题想反映，查询所在区县的民政局官网，发现设有社会监督员，但并未公布任何姓名与联系方式。

　　他向该局工作人员电话咨询，“工作人员回答说他们也不知道这些社会监督员的联系方式，甚至说根本不清楚是否设立社会监督员和由哪个科室具体负责。”

　　“后来我也查过北京很多单位设立社会监督员的消息，但查到的结果大多只有设立时发过新闻，至于这些人是谁，如何联系，他们平日做过什么工作，反映过哪些问题，解决情况如何，都无从得知。”宋先生说。

　　“既然设立这样的职位目的是为百姓服务，那百姓就应该有起码的知情权”，宋先生说，“另外，社会监督员本身的一项义务，就应该是接受老百姓的监督。”

　　■ 履职经历

　　北京公交、热力集团社会监督员 王秀海

　　“反映的问题，公交公司都反馈”

　　一般来说，很多部门单位会选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人士和媒体人士等担任监督员，这些年我先后担当过很多单位的社会监督员。

　　近年来，很多单位对社会监督员的职责和义务都有明确规定，我们也都按规定履职。比如所担任的公交监督员，日常工作主要分为明察、暗访两项。

　　明察是根据公交公司的安排，由公司带领监督员们一起前往指定车队等地，进行检查并听取报告。

　　暗访是监督员以乘客身份乘车或进站暗查，发现服务态度差、甩站、不报站名等问题，记录下来，定期整理成书面材料，通过邮件发送给公交公司指定对接人员。对较为紧急的问题，监督员会立即给公司打电话反映。

　　我作为监督员所反映的问题，公交公司基本都有反馈，有时是车队队长打电话告知处理情况，或定期开会时，公司一并回复。

　　监督员的姓名、联系方式等，公交公司未对外公布，如果公布了电话，每天接个不停，也会影响本身工作。不过，我会告诉同事我的监督员身份，有时也会让他们填些相关调查问卷。

　　北京保监局首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社会监督员 张健

　　“监督一年多开了10次座谈会”

　　我的本职工作是律师，有多年金融、保险行业相关案件的诉讼经验，对相关法律法规熟悉，这是保监局聘用我作社会监督员的原因。受聘人员都是由单位推荐，保监局也进行了专业资质的审核和考察。

　　因为我们是这个行业的首批监督员，开展工作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目前主要是秉着公正公平的原则，为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对消费者与保险公司间产生的纠纷予以调解。

　　此外，监督员们在定期举行的座谈会上，会对发现的行业问题和案例进行讨论，像应对一个专业课题一样分析研究。这种座谈会，从去年8月至今已开了近10次。

　　监督员所发现的问题，会通过邮件、电话和座谈会告知保监局稽查处指定联络人，保监局已就我们所反映的问题，约谈过相关保险公司。

　　不过，对于这个新兴职务，很多消费者还不了解，官方宣传力度也不太够，只在一些行业报会发布相关信息。

　　匿名社会监督员

　　“提20多条意见从未得到反馈”

　　日前，记者在联系一些社会监督员时遇到重重困难，聘用监督员的部门单位均未公布过联系方式，此外，一些监督员并不愿接受采访。

　　几位不愿公开身份的社会监督员称，自己极少参与相关工作，“感觉是个流于形式的面子工程”。

　　有社会监督员称，被聘用后，“单位从未告知让我们具体做什么，工作活动一年也没一两次，或是开一次座谈会，大家轮着说好听的。”

　　“和我一起受聘的都是有一定地位和名气的人，平日自己工作很忙，根本没时间做社会监督”，该监督员称。

　　“其实聘我做社会监督员的部门，原本就有电话、网络等投诉热线，并设专职科室”，他认为，与其聘用华而不实的社会监督员，不如把精力投入到完善原投诉信访渠道上。

　　连续两届被北京某政府部门网站聘用，负责教育、交通行业政风行风监督的志愿者孙先生称，受聘后向网站提过20多条发现的问题，但从未得到任何反馈。

　　■ 专家说法

　　选拔机制或致监督员履职不力

　　专家认为应投票选举社会监督员，公众能自由申请。

　　“选拔机制有问题，权力来源有问题，当然不够积极”，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晖称。

　　赵教授表示，目前大部分社会监督员一经任命就“杳无音讯”，根本原因还在于选拔制度不合理。“既然是公民监督政府的形式，就应该从下至上的选拔，公平公开”，赵教授称，大部分监督员的选拔主要是靠政府部门自己定，被聘请的人即使有能力，也不一定有意愿履职。

　　这种选拔方式使得监督员从本质上丧失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这与履行监督职责相矛盾，“既然是政府部门选的人，当然不会全力监督政府”，赵教授称。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社会监督员制度“在设立之时，有关部门就应对其性质、定位、选拔和产生机制、权利、义务等进行规定，赋予社会监督员合法性，同时提供必要的办公支持”。不然，在现有体制下，“社会监督员”是一个形式大于意义的设置，更多时候容易沦为形式主义的做法，给人产生“作秀”嫌疑。

　　赵教授表示，“社会监督员”制度并不具有普遍性，在西方国家，或者是当政府部门信息透明公开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监督员”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但他同时称，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仍未完善的情况下，“社会监督员”的机制仍有其意义，可以作为公民获取信息的一个有益补充。

　　“社会监督员制度是没有固定下来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产生了很多问题”，赵教授称，“应当尽快确定规范，使这一制度固定下来”。

　　据其介绍，社会监督员制度应当首先改革选拔机制，确立选拔标准，让公众可自由申请，并进行公开投票选举。而目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是政府官员本身就有监督权，任命他们为监督员造成了机制重叠，无法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社会监督员是群众监督的重要形式，监督员的信息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文钧

　　社会监督员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监督员本质上是以公民代表的身份来履行职责。从公民监督知情权实现的角度看，这些监督员的信息应该被公开。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赵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