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意见出台
八成国资向战略基础民生集中
南方日报讯 日前,上海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出炉,被外界称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按照改革方案,上海将加快国资与产业联动调整,优化国资布局和结构,提高国资监管效率,推进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欲实现“五子登科”局面
上海是我国地方国资国企的“重镇”。国有经济体量大,国资总额近10万亿元,国有资产持续5年实现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上海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9.64万亿元(含金融保险企业),其中,地方国有企业国有权益1.41万亿元。
据悉,本轮上海国资改革是2008年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对国资国企改革的又一次全面部署。其目标是健全制度安排,实现“上海的名字、国有的牌子、市场的体制、经营者班子、配套的机制”的“五子登科”局面。
新一轮改革强调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为核心,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以发展经济为主导,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有经济整体竞争力,推动原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改革着力点在于加快完善国资管理机制,坚持出资人职责,以管资产为基础,实现更有效、更有活力的国资监管。优化国资布局结构,坚固国企完善现代型制度,支持更多国企走出去。
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
据了解,“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共分7个部分,分别从加快国资与产业联动调整、优化国资布局和结构,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完善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鼓励企业立足本土融入全球、提高国际竞争力,优化国资监管体系等多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举措。
这一轮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突破。一是牢牢抓住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这一核心。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必须切切实实解决长期以来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情况。国资改革,就是要从过去管国企为主转向真正出资人的角色,管国有资本为主。今后2—3年时间内,将国资委系统80%以上的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
二是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国有企业在产业里的集中度体现在先导性、基础性的新兴产业。支持企业跨国经营、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
三是牢牢抓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种重要的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革,实现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使国有经济成为公众公司。
四是牢牢抓住统一管理,分类监管的关键。资本统一监管,资本运作统一平台,公开为主。监管分类进行,在治理结构、管理方式、选人用人、建立约束机制等方面符合不同企业的特点,分类实现。(驻沪记者/潜彬思 上海报道)
纵深
“第四届财新峰会”热议国企改革
从管人转向管资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可以交叉混合持股。如何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昨天举行的“第四届财新峰会”上,国企改革成为热议的话题。
中国海洋航空集团董事长、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敬桢表示,未来国企的改革,不仅可以在股份制改革中继续引入民资,而且国资还要摆脱对政府资源的过度依赖,在要素资源配置问题中,可以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等方法。长江商学院教授陈龙认为,衡量国资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资本的使用效率。
资本使用效率是重要指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本届政府明确了改革使命和方向。而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重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此,陈龙表示,应该明确区分政府的监管责任、国有资本的权利责任、国企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权利责任,才能解决国企公司治理问题。同时,明确国有企业的目标,不要混淆国企与政府、社会的职能,将社会目标强加到企业目标中。
他援引高盛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12年,中国国有企业资产回报率比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低了6.5个百分点,同时在企业估值上也有比较大的折扣。过去几年,国企业绩也有分化。航空、物流和光伏等行业国企大面积亏损,保险、银行等金融行业和电网、石油等垄断行业则盈利丰厚。陈龙认为,这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厘清。
他说,很多地方政府与银行、国企结合在一起,但是大多不成功,如各地的光伏企业。另外,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债务大多被展期,也说明企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并不到位。
“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资可以相对控制。”陈龙表示,其它领域则应该交给市场,完全竞争,国资退出一些,以此追求市场效率,激发竞争活力。
如此,既能利用国有企业的资源与背景优势,又能借鉴民资的管理和效率。但这样又涉及到如何评价国企的问题。对此,陈龙表示,衡量现代企业是否成功的重要标杆就是资本的使用效率,国企也同样如此。简单化的目标有助于让效率提高。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将迎来第二次国企改革浪潮,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引入民企的合作非常重要,可以达到‘国进民也进’。”刘敬桢如是说。
他表示,未来国企的改革,不仅可以在股份制改革中继续引入民资,而且国资还要摆脱对政府的过度资源依赖,在要素资源配置问题中,还可以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等方法。
“国企不一定都要控股。”刘敬桢表示,股份制改革的下一阶段,就是引进民企,国企在一般性领域可以退出,对于资不抵债的,可以破产。
建言:降低国企控股成本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践中妨碍民营资本的种种障碍能否有望一一破除?
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执行主席蔡洪平表示,作为在投资银行领域的工作者,我们建言大规模降低国有企业控股成本,解决社保体系问题。他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浪费就是疏忽国有企业控股成本。
蔡洪平建言,全世界的国有控股不是靠控股比例实现的,在中国,这个比例可以降到29.9%,以促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放眼全球,除了朝鲜、古巴,以及法国部分企业,全世界的国有控股不是靠控股比例实现的。他进一步表示,在中国,这个比例第一步可以降到50%,下一步可以降到29.9%。
这样,便可以拿出20万亿元的资金来解决社保体系问题。同时,服务、流通、金融、交通等领域,都要让充满活力的民营资本来参与经营。而工业、机械等领域,可以让国有资本占更多。
第二个问题是破除会计概念。目前的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是会计并表概念,这是全球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混合是改革方向,今后看到的企业是混合所有制,没有国企、民企之分。”蔡洪平表示,对民资也应有个界定,未来会有很多共同基金来做企业,而不单单是个体老板来做民企。(南方日报记者 龙金光 北京报道)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