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身后的“和諧”

　　現在很多人因為遺產一家子感情破裂，辦遺囑就是為依法治家，減少家庭矛盾，促進家庭和諧﹔家庭和諧了，社會才能和諧

　　與咨詢預約房間一門之隔的小辦公室中，一對夫婦正在中華遺囑庫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起草自己的遺囑。

　　“我們去年拿的號，排了半年才排上，今天什麼証件都帶了，連結婚証都帶了，就怕缺什麼還得再來。現在老年人都想得開，這人吧，你不知道哪天就怎麼樣了，辦完心裡踏實。”66歲的邱女士圓臉銀發，快言快語，說話時臉上始終帶著笑容。

　　“就是這屋子太小了，應該呼吁呼吁，換個大的，都說要支持老年事業，這可是大事。”她的老伴朱先生在一旁說。

　　盡管家裡隻有一個孩子，一家人和睦美滿，老兩口還是決定早早辦好遺囑，“就是為讓孩子以后少點兒麻煩，不要無所謂。現在媒體上老看見獨生子女不能繼承父母全部遺產什麼的，這些我們也算有經驗，我們家父母走在姐姐后頭，姐姐的小孩要繼承時，為把姐姐的東西都給他，我陪小孩去公証處排了5天隊，要是姐姐有遺囑，就沒這麼多麻煩了。”邱女士說。

　　她所說的情況，近年來媒體時有報道，但每次都仍有讀者感到吃驚。因為不少人都以為，不同於多子女家庭，遺產繼承可能有各種情況，獨生子女家庭，父母遺產理所當然會全部屬於其子女。當第一代獨生子女開始面對繼承問題時，很多人發現事實未必如此。

　　根據繼承法規定，繼承開始后，有遺囑的，遺產按照遺囑辦理﹔沒有遺囑的，則按法定繼承辦理。法定繼承的第一順序繼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

　　以邱家為例，邱女士的姐姐過世時，其父母仍在世，因此，她的財產由丈夫、孩子和父母平等繼承。之后，其父母過世，他們繼承到的那一部分又轉由邱女士等(邱女士父母的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當邱女士姐姐的孩子想全額繼承母親名下財產時，他必須把邱女士等外祖父母的第一順序繼承人帶到公証處辦放棄繼承權的公証，整個過程費時費力，且假如有親戚不肯自願放棄這筆財產，他也隻能束手無策。

　　“我現在頭腦清楚、思維清晰。為訂立遺囑，我聲明如下事實……在我去世后，我的以下遺產由……”經過1個多小時溝通，細致地將財產列明並安排，工作人員將協助邱女士口述起草的電子版遺囑打印出來，請她親筆抄寫全文。

　　抄寫后，她還要進行精神評估、錄音錄像、採集指紋等。下午3點半左右，邱女士夫婦完成了遺囑登記，離開登記中心。

　　像邱女士這樣，為避免子女遭受家庭財產損失而來辦理遺囑的父母還有很多。

　　“我們來之前沒跟孩子說，現在的孩子都還沒這個概念。父母都是為了子女，你的父母也會為你考慮這些。”64歲的退休大學教師孟先生正和妻子一起填寫遺囑預約卡，“我們隻有一個女兒，現在還單身，她以后也會結婚，說實話，對你們這代人的婚姻，我們可不那麼放心。”

　　他提到《遺囑白皮書》中的一條數據：2013年至2017年間，99.93%的立遺囑人在遺囑中指出，繼承人所繼承遺產屬於其個人財產，不屬於夫妻共同財產。

　　此前，這被一些媒體稱作“防兒媳女婿條款”，引起廣泛爭議。實際該條款僅在繼承人離婚時才起作用，“老人勾選這一條不是防兒媳女婿，而是防子女婚變、是想保護自己孩子的利益，而且怎麼處理自己的財富也是老人的權利。”一位遺囑庫工作人員解釋。

　　按照婚姻法規定，夫妻婚內繼承所得原則上屬於夫妻共同財產。“我們一輩子積攢的財富給了孩子，她如果離婚就分出去一半，相當於從我孩子這裡拿走了是不是？”孟先生的妻子徐女士說，“主要房子是筆巨款，現在大城市一套房就幾百上千萬元。”

　　在孟先生看來，遺囑是和諧社會的需要，“遺囑的背后是家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和諧了社會才能和諧。現在很多人因為遺產一家子感情破裂，辦遺囑就是為了依法治家，減少家庭矛盾，促進家庭和諧。”

　　根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調解員協會數據，2007年以來，在16類民間糾紛案件中，唯有財產繼承糾紛持續走高。因為生前沒立遺囑或遺囑不規范導致對簿公堂的案例並不鮮見，這促使更多人考慮到專業機構立遺囑。

　　一位79歲的老太太這天是坐著輪椅被幾個孩子推進門的，“我們從中關村打車過來。”老人家嗓門洪亮，“現在電視上那些調解節目，整天都是為家產打架的，老子跟兒子打、兄弟互相打，立個遺囑，希望我走后他們別吵起來。”

　　在遺囑登記中心待上一天，你會發現，在這裡，看不到對死亡的忌諱，人們大方、平靜又認真急切地安排著自己的身后事。

　　“對遺囑的需求就像一座蓋在浮灰下的火山。”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律師陳凱說，“老人們普遍認為這件事非常重要，但他們一般不會跟人說，而很多還沒意識到這種需求的人，到一定年齡也會考慮這件事。”

　　“從小的方面說，這件事關系著很多老人的健康和家庭關系的和睦，我接觸過的老人，有人為這鬧心到睡不著覺的地步。從大的方面說，這關系著千家萬戶和社會和諧。”陳凱希望遺囑能得到政府的進一步重視，“雖然需求很大，但在各種老齡事業規劃中，遺囑問題都還沒有得到充分認知，在養老服務體系裡，定位也不夠明晰。”

　　立遺囑是件專業性很強的事

　　在專業人員幫助下訂立遺囑，由第三方機構見証遺囑訂立過程並對遺囑加以嚴格保管，有助於減少財產繼承糾紛的發生

　　2007年，陳凱赴澳大利亞HWL律師事務所做交換律師。這年6月，相聲演員侯耀文去世，其家人因財產分配問題開始了長達數年的糾紛。“我和同事說到這件事，他們很奇怪，問為什麼之前沒立遺囑？”

　　陳凱驚訝地發現，他在澳大利亞的律師同事普遍在還很年輕時就立過遺囑，並在必要時更新遺囑。之后，他有意去問一些不是從事法律工作的澳大利亞人，發現情況同樣如此。

　　以此為契機，陳凱意識到國內外在遺囑問題上有著巨大差距，並在回國后將業務方向轉向繼承法領域。

　　他后來時常提及英國戴安娜王妃的例子：戴安娜36歲去世，其遺囑立於32歲，“在中國，她這樣年齡、這樣條件的人恐怕未必會這麼早立遺囑。”陳凱說。

　　遺囑中，戴安娜安排了自己的財產分配並為當時剛10歲左右的兩個兒子作了一個溫馨安排——將所有珠寶平分給未來兒媳。后來威廉王子和哈裡王子訂婚、結婚時，兩位王妃都戴著戴安娜留下的珠寶。對此，威廉曾說：“我的母親沒有錯過我生命中的重大日子。”

　　陳凱認為，隨著社會條件的成熟，中國人對遺囑的需求將發生很大變化：一方面，過去幾十年來，國人個人財富由少到多急速增長，房價也今非昔比，繼承需求隨之增長﹔另一方面，家庭規模小型化、人口遷徙流動、離婚率不斷攀升等，讓家庭利益格局日趨復雜﹔在中國由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型中，法律意識、權利意識的增強也令更多人開始依法主動管理和安排自己的事務﹔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又使未來將有更多人產生遺囑需求。

　　投身遺囑服務項目之前，陳凱做過兩年多的市場調研，了解到公眾對此抱有期待﹔中華遺囑庫自提供服務以來始終“供不應求”的狀況，也讓他深刻感受到當下遺囑服務機構的接待能力與人們訂立遺囑需求之間存在巨大缺口，如果有可以信賴的機構，人們是願意來此設立遺囑的。

　　“立遺囑是件專業性很強的事。過去很多老百姓隨便一寫就完，表述不清晰，缺少必要的法律要件，真正實施遺囑分配時很容易受到質疑，產生爭議。遺囑是否真實，立遺囑人身體和精神狀況是否正常、是否受脅迫等都是爭議的常見焦點。”陳凱說，“從這個意義上，在專業人員幫助下訂立遺囑，由第三方機構見証遺囑的訂立過程並對遺囑加以嚴格保管，有助於減少財產繼承糾紛的發生。”

　　“萬一出現糾紛需要証明遺囑的真實性，比如有子女提出遺囑不是我父母寫的，我父母精神狀況不好等，我們可以出証。”中華遺囑庫北京第一登記中心主任尹艷賀說，“因為我們從咨詢、起草到精神評估、錄音錄像、指紋錄入、登記保管等有一套完整嚴謹、符合法律規定的流程，可以保障遺囑的真實性、合法性。”

　　據介紹，2013年至2017年間，在中華遺囑庫保管的遺囑中，已有536份生效。生效遺囑中，164份有調解需求，其中132份調解成功。中華遺囑庫在多起案件中向人民法院出具証明函，並均被認定遺囑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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