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財富之源、穩定之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就業優先戰略，把解決人民群眾就業問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就業規模穩步擴大，城鎮新增就業年均1200萬人以上。截至2021年年末，全國就業人員已達7.46億人，就業形勢保持長期穩定。

我國有14億多人口，其中有約8.8億為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就業領域的挑戰也越來越多。最近十年，幾乎每一年中央政府都設定了更高的就業目標。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多點散發，就業形勢嚴峻，5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財政貨幣政策以就業優先為導向，穩住經濟大盤。

把就業放在最重要位置

2021年3月，一張照片在網上流傳：在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康樂村，一條幾百米長的城中村大街上，有許多制衣廠老板手持招工牌和樣衣，排成長隊，等待務工人員前來挑選。前后不過十多年，制造業用工形勢就發生了逆轉，“招工難”成了許多工廠的共同煩惱。

另一個典型的畫面則是，每到畢業季，各大高校的就業招聘會上總是人山人海，許多高校畢業生穿上正裝，早早地抱著簡歷和資料，到現場與企業HR溝通求職。即便是受疫情影響無法參與線下招聘會，他們也會想方設法在線上招聘中求得先機。

大學生與農民工，這兩大重點群體的就業情況每年都牽動著全社會的關注。而他們所遭遇的就業問題，也反映出就業市場近年來越發明顯的結構性問題：“招工難”與“就業難”並存，有很多人在找工作，同時也有很多工作在找人。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曾湘泉曾在一場研討會上指出，人口老齡化會間接引發很多與就業相關的問題，首先就是會影響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在老齡化加劇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勞動參與率，進而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就成了問題。”

國家統計局總統計師曾玉平曾指出，我國勞動力資源絕對量較大，就業壓力不小。隨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勞動者的技能水平、解決崗位需求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將成為就業面臨的主要問題。

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此后，每一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就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穩就業的政策工具越來越豐富，各部門實施就業政策時的協調性也進一步改善。從2019年至今，每年政府工作報告都把就業優先政策置於宏觀政策層面，列為穩增長的首要目標。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各行各業普遍受到沖擊，尤其是文旅、餐飲、住宿、交通等吸納大量就業的服務行業受影響更大，許多小微企業也受到影響。“穩就業”“保就業”，也就成了他們的當務之急，不僅就業被擺在了更突出的戰略位置，還落地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強化了各方面重視就業、支持就業的導向。

努力實現更高質量就業

2011年，國家統計局開始按照調查失業率，統計全國就業情況。此前，我國統計的是城鎮登記失業率，但很多失業的人不一定會去登記，而且農民就業情況也沒有包括在內，由此單靠登記失業率這一指標，不能全面反映全社會就業情況。

此后，更符合實際情況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和城鎮新增就業人口，逐漸成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而從201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開始，更是將城鎮調查失業率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予以公布。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曾撰文分析，政府啟用城鎮調查失業率統計，發布的數據也被証明與其他勞動力市場指標具有一致性。因此，通過對積極就業政策在宏觀政策工具箱中位置的調整，即把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以及勞動力市場各類信號納入宏觀經濟政策抉擇中予以考量、決策和執行，積極就業政策就可以得到真正落實，如此一來，宏觀經濟政策終極目標和底線更加清晰、可操作，民生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有了目標，就業優先的戰略也就更好落地了。2018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並把穩就業作為“六穩”之首，有關部門也出台了更加具體而精准的穩就業措施。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的新目標。

“穩就業永遠不會是偽命題。”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完成就業目標的關鍵還是培育更多中小微企業，因為中小微企業承載了大部分的就業人群。“就業政策還是要圍繞解決中小微企業的困難來做，才能保障最廣大普通人的就業，讓他們有崗位有收入。”

國家發改委的數據顯示，2016-2020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累計達到6564萬人，比“十二五”時期增加133萬人，增長2.1%。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保持在3.6%-4.24%之間，實現5%以內的“十三五”規劃目標。

疫情發生以來，各地各部門全力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國家發改委就業司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269萬人，超額完成全年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的目標任務﹔12月末，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1%，較2020年和2019年同期均下降0.1個百分點，低於5.5%左右的宏觀調控目標。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穩定在1以上，供需保持基本平衡。

就業政策還需如何發力

今年上海疫情期間，90后快遞小哥羅明趕赴上海支援。他是陝西漢中人，家裡祖輩都是農民，20歲時因為拿不出技校的學費，輟學去廣東打工。在外漂泊的6年，他打過螺絲、賣過保險，始終沒有一技傍身。2016年，他返回漢中老家，發現電商快遞在農村老家逐漸流行起來，就加入了家鄉的京東物流，成為一名普通的快遞員。

現在，羅明每月收入能達到近萬元，遠超老家平均工資水平，2021年他還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過去老家人總覺得在外面闖不出名堂才回鄉，我自己心裡也很沒底，但事實証明，返鄉就業也能闖出一片新天地。”

羅明的就業選擇，是實施就業優先政策給萬千百姓帶來獲得感的縮影。一方面，數字經濟、平台經濟蓬勃發展，帶動、創造了眾多新崗位、新職業﹔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年輕人返鄉就業，給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振興發展帶來了新鮮血液。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網店店家……這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越來越深地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中。

這些新崗位、新職業，大部分都產生於第三產業。人社部的數據顯示，近年來第三產業已成為就業最大的“蓄水池”，佔全部就業人員比重從2013年的38.5%上升至2020年的47.7%，就業結構正逐步向第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的“倒金字塔型”轉變。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就業人員比重已從2013年的50.5%上升到2021年的62.7%。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就近就地就業、返鄉創業的趨勢明顯，許多市縣由勞務輸出地變成了勞務輸入地。年輕一代不一定非要去遠方就業，在家門口就能上班，顧家增收兩不愁。

“大部分平台都是這樣，自身員工人數不多，卻間接創造了大量就業。”曾湘泉認為，平台就業有雙重影響，既使得就業機會增多，也對傳統就業帶來替代或沖擊效應，但總體上，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的大背景下，平台型就業對創業和就業規模擴大起了很大作用。

就業正成為各級政府、各個部門行動的指揮棒。曾湘泉表示，下一步要考慮各項政策如何落到實處，以及出台政策的時機，努力保障實現全年就業目標。（記者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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