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党是如何建立客户的?
“别进火车站,沿路南一直朝东走,看到第一条向南的小巷你就朝南拐,到巷子口里头等我。”
1月14日傍晚,记者从北京地铁二号线北京站出来之后,随即拨通了女黄牛余彩(化名)的电话。
根据余彩的提示,记者走进了那条巷子。这里离车站大约有500米,巷子东是一家小吃店,西边是一家小卖部,朝里去则是几家小旅馆。
虽然离北京站很近,相对火车站内的嘈杂,这里安静得多,路灯灯光很昏暗。小吃店门口有两个人在招揽生意,几个妇女坐在一家小卖部门口玩扑克。她们相互之间嘀嘀咕咕,记者离她们大约有五六步的距离,虽然她们说话时夹杂了一些暗语,但还是能听明白有关“某某车次”的字眼。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黄牛党了。
记者兜里的手机再次响起,拿出刚要接听对方却挂掉了。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大约四十岁的妇女向记者走来,就在与记者擦肩而过的瞬间,她把一张火车票迅速塞进记者手里,记者也把事先准备好的300元钱给了她,前后不过几秒。
记者拿到的是北京至日照的T51次硬卧票,原价224元,黄牛加价76元。
这是一个购票相当难的车次。为了顺利买到票并同时接近和了解黄牛党,记者是在朋友的引荐下,与资深女黄牛余彩电话取得了联系。拿到票以后,记者表示希望邀请她到肯德基喝杯饮料吃点东西顺便聊聊。她立刻警惕起来,盘问记者是干啥的。记者只好解释自己是搞社会研究的,只不过对黄牛党这个行当好奇,没有任何恶意。也许是熟人介绍的缘故,余彩最后爽快地答应了。
并不是每个人一提到倒票的黄牛党都会痛恨得咬牙切齿,介绍记者认识黄牛的这位朋友就不。不仅不,她内心甚至还有几分感激。因为从2006年开始,她每年春节前回老家黑龙江佳木斯的卧铺票基本都是通过黄牛搞到的,虽然每次加价60元到200元不等,但和全天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里排队等票的煎熬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
从北京至佳木斯的火车每天只有K339一趟。“因为车次稀少,一到春运那真是一票难求。”这位朋友告诉记者。今年也不例外,从1月10日开始,她就提前开始通过网络和电话查询,她想预订1月25日至31日任何一天K339的硬卧或软卧,结果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票早就卖光了。但她并没有感到惊慌和绝望,她手里还握着最后一张底牌,那就是找余彩买高价票。
多次的买票经历让她和余彩之间似乎已经建立了某种信任,她甚至还主动把余彩介绍给另外一些想回老家却同样购票无门的老乡。事实上,余彩的黄牛生意网也正是靠买票者的口碑慢慢建立起来的。
黄牛党就是个小社会
据中国社科院白皮书介绍:黄牛党最红火的时候,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约有票贩子上万人。北京黄牛党基本由四大群体把持:势力最大的是东北帮,约占总人数的1/3,河南帮排序第二,河北帮排位第三,安徽帮排位第四。黄牛党按身份也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原籍失地的农民;第二类是下岗或失业的职工;第三类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满释放的社会黑户;第四类是其他闲杂人员。
“我承认做黄牛既不光彩也不合法,但没有谁生下来就愿意做黄牛,我也是被逼无奈。”余彩叹口气说。
余彩原来从安徽农村来京当保姆,因父亲患重病缺钱才被老乡带入行。她先是跟着一个老乡“慧姐”学徒,卖出一张票“慧姐”分给她10元至30元的抽成,俗称“砸干棒”。由于缺少资源,只能靠自己冒险在车站内外搭讪询问,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两三张,运气不好两天都不开张,一个月下来也就赚千把块钱。
半年以后,余彩渐渐明白这行当的门道,也积累了一些资源,终于从“学徒型”转为“单干型”,自己找票源,自己再倒出去。那一段是她最拼命工作的时候,因为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她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少也能赚100多元,每个月下来竟能赚到五六千,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欠的债,还有了一些积蓄。从2008年开始,她把自己老家的土地承包给别人种,让丈夫和妹妹都出来跟着干。倒票方式也从“单干型”转为“家族型”,她领着妹妹在北京站,丈夫则去了北京西站,亲属携手,两站联合,互通有无,大大提高了倒票额。
“2008年至2010年,是我们一家赚钱最多的时候,攒下了差不多40万元。黄牛最赚钱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那是票贩子们财富积累最多的时候。”余彩说。
据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助理检察员韩帅介绍,“北京地区参与倒票活动的黄牛大多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大约占到全部黄牛人数的96%。一般情况下,从事倒票的黄牛文化程度比较低,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约占全部黄牛人数的15%,其余均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
在这行当干了七年,余彩逐渐明白,同样是黄牛,也分等级。像他们这种亲属联手的,虽然依然是最底层的票贩子,但毕竟有了帮手,收入还固定些。更多的人则是散兵游勇式的。他们靠每天倒卖几张票挣点辛苦钱,因为流动性大,一旦出事也很难被查到。即便被铁警抓到了,因为涉案金额较低也只是被罚款或治安拘留几天,出来依然会重操旧业。而稍高级别的黄牛是雇人从窗口买票,有专门买票的队伍,也有专门卖票和退票的队伍。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包括什么价收票,什么价卖票,离发车时间的什么临界点退票,对于不多加价的顽固客户怎么对待。他们价格统一、口径统一、方式统一,实在不行,还有退票的队伍为其扫尾,为其带来更大利润,避免竞争市场无度无序,保证各个链条都有不同的利润可赚。最高级别的黄牛是“老大”级别的人物,一般都有黑社会背景,他们会控制整个黄牛党票市局面,需要“很硬”的社会关系。
“老大”级的黄牛最风光的时候只需要在家数钱就可以了。一个“高级”票贩子的月收入是一个“低级”黄牛收入的三到十倍。一些“高级”黄牛,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他们每天收入都在1000元至4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300元至1000元之间。每逢生日小黄牛还要送贺礼。据余彩介绍,有个黄牛团伙的老大“小东北”有次庆生光礼金就收了5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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