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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出去”，今天的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们的是更好的未来。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机遇，早已脱离了最初的背井离。
华裔美国作家张彤禾从2003年进入东莞、追踪描写打工女孩的命运，到现在已经10年。这期间，她的丈夫彼得?海斯勒在中国已经出版了两本描写当代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寻路中国》和《江城》。彼得?海斯勒也因此在中国颇有名气。
4月9日傍晚，张彤禾的新书《打工女孩》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行沙龙活动。“倾听，中国打工者的声音”的沙龙海报张贴在书店门口，活动吸引了众多读者前来参加。在层层人群的包围中，黄皮肤、单眼皮的张彤禾正在讲述她写作《打工女孩》的故事。
如果不是过重的儿话音，她会被埋没在人群中，看不出丝毫的“美国味”。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她在东莞采访打工女孩时，才渐渐地融入她们的生活，变成一位近距离的观察者。
“我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我们的口袋总是空空，因为我们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打工者。但是我们还有一点值得骄傲的资本，就是我们还年轻，我们的口袋空没关系，只要我们的脑袋不空就可以。”她低头读着她采访过的打工女孩伍春明的日记，这样的张彤禾没有一丝作为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的强势。她偶尔抬头看看读者，淡淡一笑。
张彤禾说，她写的都是她看到的事实。她想要写的是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中整个生活经历的转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社会交往以及情感上的”。
出去，这是我们的信念
张彤禾的问题是，如果进入城市工作，条件真的那么恶劣并且很难真正成功，那么为何每年还有大批的农民工前赴后继地进城找工作？
2003年，当时正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张彤禾开始走访东莞，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她都会出现在东莞的各个地方和普通女工深入交往。经过两年多的采访，她深入了解了一群打工女孩真实而鲜活的生活，她觉得她们并非时代的牺牲品。
“我刚去东莞的时候，担心和这些工人聊天会很沉闷，我担心这些工人在一起会没有事情发生，或是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和我说的。”然而让张彤禾惊喜的是，这些年轻女孩很聪明、很幽默、很勇敢，也很大方。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也默默地教会了张彤禾在工厂、在东莞、在中国怎么生活。
大多数的媒体都报道过中国工厂的恶劣环境，欠薪、工伤或者因压抑而跳楼自杀等负面新闻。而张彤禾希望能写点别的，写写这个庞大的群体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如果不是聆听对方真实的心声，而是一厢情愿地可怜别人，这不光是不准确的，而且还是不尊重人的。”张彤禾说。
二十多年前，人们用背井离乡来形容外出打工的人。人们往往因为家里缺钱或者需要盖房子才会从农村出来走向未知的世界。出去等于受苦，这是当时打工者和家属共同的判断。
“出去”，今天的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们的是更好的未来。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机遇，早已脱离了最初的背井离乡。
调查显示，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案例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贫困，而是无所事事。责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而附近的县市则鲜有工作机会。
同样关注打工者世界的作家梁鸿说：“在中国农村所谓的闯世界，就是出去打工，因为只要不上学，等到十四五岁就去打工了，这和真正自由的闯世界不一样，农民的孩子闯世界只有出门打工这一条途径。”
2004年，当张彤禾为了写打工者的故事到东莞时，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而如今这个数字早已变成两亿五千万。他们散落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上演属于他们每个人但却相似的故事。
在《打工女孩》中，16岁的年轻女孩吕清敏说，在她的村里有一句老话，一辈子不用出远门就是好命，但是最近这些年不但出去的多，而且要走得远。现在村子里的人说走得离家越远越光彩。
从吕清敏湖北的老家出发，到温州的鞋厂，坐大巴要22个小时；到哈尔滨的美发厅，坐火车要28个小时。更多的人选择去遥远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信念”。
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未来一条出路
张彤禾笔下的打工者是被称为新一代工人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50岁左右、皮肤黝黑，从农田里来并终将回农村里去，她描写的是更年轻的一代，“是农村里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一些基础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上进，种地其实只是他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
更进一步，张彤禾专注描写的是年轻一代打工者中的女性。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厂里她们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姑娘——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带来的艰难或机遇。
在张彤禾的笔下，书中的主人公吕清敏和伍春明都是抓住这个机遇的人。吕清敏16岁那年来到东莞，那时她是一个普通的流水线工人，确定电子产品的按钮正常是她的工作。每天连续工作13个小时，重复上千次试用按钮动作便是她生活的全部。
经过一次次地跳槽，吕清敏已经跨过了干体力活的界线。现在，27岁的吕清敏已经是一个女孩的母亲，她和丈夫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他们存够了钱，让父母在老家附近的镇上买了房子。有车有房，吕清敏的打工生活已经称得上小康水平。
张彤禾第一次见伍春明时，她在一家外企工作，2004年的时候她每月赚8000元，住在东莞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率直健谈的性子、犀利出众的口才让她成为营销员中的佼佼者，并从中赚到了钱。她先后做过记者、干过传销、开过建材公司。她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对英语的学习更是充满了热情。两年半过后，伍春明在经历了传销、直销的盛期和生意失败的挫折后，又回到了月薪只有1200元的一家中国公司。
不论从哪方面看，伍春明都跌得很惨，但张彤禾说，她变得更加沉着，她是一个奋斗者，坚信自己的状况会越来越好。
然而这本称作“读懂她们就是读懂中国”的《打工女孩》，却带来争议，打工女孩的乐观、积极能否代表两亿五千万的农民工，而这是否就是他们追求的真正幸福？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认为，张彤禾的结论跟他的观察和经验有很大的区别。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成长，不仅要给这些打工者，尤其是处在最底层的这些人，不能简单的是让他们出去、走出来，或者改变原来在家乡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未来一条出路”。
“打工阶层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天南》杂志主编欧宁说。他提到了他在东莞打工20多年的妹妹以及同样的打工群体，“中国的老百姓特别让人感动，他们很快乐，但是他们很快乐并不代表我们能忽略一些事实。”欧宁说。
不是没有痛苦，只是习惯了将伤痛压抑在内心最深处
“受伤、生病，或者怀孕，你自己看着办。”张彤禾也写出了打工女孩快乐、坚强之外的逆境，“地方政府想的就是让厂主高兴，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
但在张彤禾的笔下，这些女孩并不打算默默忍受这种痛苦。她们不断地换工作，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些女孩都有一个信念——要靠自己。
欧宁说：“城市里面的生活比农村生活要快乐一点，可是她们不知道自己的贡献有多大，就是因为她们分享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她们背后的链条才有更高的利润空间。她们很快乐并不表示这背后没有问题。”
去年出版《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作家吕途在她的博文中称，张彤禾字里行间对“个人奋斗”和“机遇”的叙述让她感到悲哀。相对于张彤禾观察者的身份，吕途是一个参与者，她进入工厂，像工人一样打工，像工人一样生活，也像工人一样思考，“我所看到的工人，有张彤禾说的独自奋斗、乐观的那一方面，但是也有其他的方面”。这包括吕途看到的工人对发展状况麻木的一面，还有工人对现实环境的反思和不放弃的一些东西。
今年3月，吕途去苏州回访了她之前采访过的工友，这是她第三次的回访。那里有一个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感动了她。虽然工作繁重，但是他一直不放弃创作关于普通工人的歌曲，他说：“我创作这些歌就是为了告诉人们，为了唤醒人们——我们人活着是为了人。”
但也有让吕途痛心的案例。一个19岁的女孩，曾经因为她想为大家、为社会服务而让吕途觉得弥足珍贵，但她最后如同《打工女孩》里的伍春明一样，做起了直销。
经过聊天，吕途发现她心中美好的东西并没有变，只是她看不到前途。在吕途接触的工友中，做传销、直销的人挺多。“传销的背后有种不劳而获，快速致富的思想在作怪。在和正接受培训、准备做传销的女孩聊天时，我感受到她的纠结和痛苦，但是她试图找一种可以让自己说得通的、让自己不受良心谴责的理由，但是她自己也意识到她不能自圆其说。”吕途说。
就在张彤禾的新书出版不久，梁鸿继其畅销书《中国在梁庄》的后续作品《出梁庄记》也出版了。在这部新作中，梁鸿采访了51位梁庄的外出打工者。他们打工时间最长的有超过30年的，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路。
在梁鸿采访的打工者中，也有很多人在传销里迷失。“我跟其中一位聊天，他觉得穿西服打领带，出入五星级酒店，去办讲座，这是一种特别有尊严的生活。他觉得这种生活特别有身份，这当中当然也包含自我确立的一种渴望。”梁鸿一直强调，除了发财，他也渴望平等。
“农民工”，这个词给了这群人一个明确的定义，他们是农民也是工人。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模糊的说法，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也未曾熟悉，结果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
梁鸿观察到，在城市里，一些即使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打工者也不会在城市里买房，他们住在城中村狭窄、简陋的小房子里，在老家却有豪华的小楼和宽敞的院子。在这栋房子里，他可以招待亲人，敞开吃喝，显示自己主人的威严和地位。而在西安、上海、北京，他们只能是一个讨生活的角色，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在城里的出租屋里，做事要小心翼翼，既怕得罪了房东又怕扰乱了邻居”。
采访的时候，梁鸿慢慢习惯了打工者们住所的那种局促、潮湿和霉味儿。她意识到，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日常的、每天经历的生活，而在这种生活里，霉味儿、想念孩子的痛苦等，这些情绪都并不强烈。
“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即使死亡，他们也淡然处之，因为一切都太过普遍。”梁鸿说。然而，作为农民工亲人的梁鸿却越来越失去勇气，越来越觉得迷惘和厌倦。
作为追踪者和观察者，梁鸿的内心有些压抑。“一些农民工出去还是能挣到一些钱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也有，而我想考察的是身份、尊严，包括家庭的完整以及他们在城市的命运、位置。”梁鸿说，“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是一种纯粹的讨生活的状态，对城市也没有归属感，那么年轻一代也许会期待的更多，因为农村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他们小时候去父母在的地方上学，或者寄宿学校，他们没有干过农活，他们对家乡的印象也是模模糊糊的，他们不会回到最初的故乡，他们对城市的渴求更大，更希望得到一种身份，得到一种归属感。”但梁鸿看到，城市的边缘化又让他们更加迷茫。
有人说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是在为企业、为公司说话，忽视了打工者的迷茫和困难，他们的待遇差，制度不完善，甚至没有人保障他们的权益。张彤禾回答说：“我写的都是我看到的事实。比如说我认识伍春明就是她在第一个工厂工作的时候，她刚被骗，在街上游荡，我可能写出的文章会是很悲惨的打工生活。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可以看得出她的生活不断地改善，从十年看她的生活的改变，可以看得出来她从最初级的工人，现在已经接近了中产阶级，所以我觉得这是花很多时间才可以真正了解的事实。”
在张彤禾看来，在打工者的世界里，也许人与人之间没有友情、没有信任，有很多腐败行为，也有很多骗子，但生活本来就不是只有黑暗的一面，“工作之外的年轻人，和其他学生、白领、城里人一样，有他们的快乐和幸福”。
吕途和梁鸿显然并没有驻足观赏这些，她们都期望大环境的改善，能保障农民工的生活，在城市的规划中，在农村的建设里，将这些打工者真正容纳进去。“打工者如果自己接受了现状，那么一切就无法改变。我相信一些打工者已经逐渐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了。”吕途说。
“他们不是没有痛苦，只是习惯了将伤痛压抑在内心的最深处。”梁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