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省份GDP达到“中高收入国家”以上水平【2】

赵振华认为，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还不够协调，经济增长的分布还不够均衡。

北京、上海更多地依靠第三产业，中西部地区这两年增长率虽然比东部高一些，但更多地是靠第二产业。产业增加值上去了，但效益还比较低，在收入分配上，老百姓得到的增加值比较低，所以GDP含金量比较低。

事实上，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在全国经济增速减速的时候，落后省份依然有很高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热情。

有统计发现，在2013年各省份两会中，有24个省份将今年GDP增长目标定在10%及以上，而国家“十二五”提出的年均增速目标为7%。

在地方政府，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2012年和2013年文件中亦频频出现大额的基础设施投资。杨开忠认为，现阶段，从促进投资来说，基础设施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西部地区出现大额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正常的现象，也是中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要求。

31省份GDP含金量五年大考

去年全国GDP含金量创历年最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朱禁弢 | 北京报道

2012年全国GDP含金量平均值达0.395，创历年来最高纪录，自《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年首次发布2009年GDP含金量排名以来，全国的GDP含金量近四年已增长2.27%。

中国经济研究院通过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发展数据计算发现，2012年，19个省、区、市GDP含金量比2009年有所提升，两个省份持平，10个省份相对下降。

沪京GDP金色最足

上海、北京连续4年牢牢盘踞在GDP含金量榜单前两位。上海市2012年的GDP含金量率先突破0.6，不仅在绝对数量上遥遥领先全国平均水平，与第二名北京之间的领先优势也由2009年的0.005扩大到如今的0.09。2012年，上海GDP含金量比2009年增长近32%。过去4年，上海GDP含金量的年平均增速甚至达到了9.6%，比上海市GDP近年来8.8%的平均增速还要快。

北京2012年GDP含金量也较2009年大幅提升了15%。北京虽位居榜眼，但连续两年GDP含金量超过0.5，也将广东、浙江、海南等11个含金量仍维持在0.4~0.5之间的省份甩在了身后。

迄今为止，上海和北京在本榜单中的地位尚无法撼动。部分原因是两地的含金量计算公式中的分子——城乡居民收入相对较大。

上海和北京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长期稳居全国前茅。如北京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36469元和16476元，扣除价格因素后，过去5年来实际平均增长7.5%和8.7%，农民收入增速更是连续4年快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国均值仅为北京的七成，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全国均值还不到北京的一半。

相比之下，在过去5年，天津、吉林、西藏等地的GDP增速均超过了12%，但是在GDP含金量上的表现却稍逊一筹。

天津是GDP含金量较2009年略有下降的东部省级行政区。自2007年起，天津连续5年GDP增速位列三甲，连续3年GDP增速领跑全国。但另一方面，天津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08年高峰的18%持续下降，至2012年仅为10.1%。2012年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速也低于人均GDP增速。尽管早已跃居GDP“万亿俱乐部”，吉林省2012年的GDP含金量仍较2009年下降9%，基本保持2011年的水平。也因此，其在兄弟省市的发力冲击下，排名比2009年倒退了10名。而西藏的GDP含金量已经连续两年名列末位，且刷新了这一数值的新低。

回顾过去4年，不少省份在这份榜单上的席位都经历了“上上下下”的变化。以宁夏为例，2009年居第23位，而2010年进至第20位，2011年又退回第23位，2012年则进抵第14位；江苏则从2009年的第24位，跃至今年的第19位；江西、重庆则在第6~10名位次上辗转腾挪。

从上海的7.5%到贵州的14%，2013年GDP增长目标仍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态势。这些风格各异的经济增速预示着各省份GDP含金量的暗中角力将日趋激烈。

广东向京沪发起挑战

2012年，广东省不仅第4次位居GDP总量榜首，而且继续巩固了全国GDP含金量三甲的地位。

广东省2012年GDP总量达5.7万亿元，近5年来平均增长10.2%；人均GDP约合8550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水平”又近了一步。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3%和13.4%，超过GDP增速。虽未公布基尼系数，但数据显示，广东城乡收入比由3.15：1缩小为2.87：1。

过去5年，广东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于2011年开始编制实施幸福广东指标体系。广东省财政共投入民生支出17020亿元，占支出总额的比重从53.1%升至65.8%。

改善民生、增加收入提纯了广东的GDP含金量，扩内需、调结构则扭转了广东一度跌出GDP含金量前十位的命运。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2007年以来，广东省大力扶持金融、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将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5.1∶49.7∶45.2。以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推广应用为重点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扎实推进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建设，引领带动广东省提升开放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广东省计划：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8%，力争2018年比2010年翻一番。届时广东省或将向GDP含金量榜单上京沪的座次发起挑战。

目标：让居民收入增长超越GDP

2012年，GDP总量增速最低、仅为7.5%的上海，第4次摘取了GDP含金量的桂冠。与西部省份动辄12%、13%的高增长相比，上海市的增速确实很低，甚至低于2011年全国的经济增速7.8%。

但过去5年，上海GDP年均增长8.8%，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2007年的23623元、10222元提高到2012年的40188元、17401元，年平均增幅高达11.2%。收入与GDP年平均增幅之间的差距高达2.4个百分点，居全国前列。

如何让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更多为全体居民共享，是长期困扰各地经济决策者的难题。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极大损害了世界经济的元气，削弱我国的外需。我国也一度采取力度较大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国民经济维持8%的增速。

在这样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下，如何稳增长，又能提高收入？这给致力于建设国际经济、金融中心的上海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上海市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海成功保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上海市决定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痼疾——投资“依赖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经过5年的努力，上海经济对房地产业、重化工业、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减弱。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60%，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70%以上。相比之下房地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7年的7.7%下降到2012年的5.4%，

上海市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更有力地改善民生将是今后5年的主要任务。

《中国经济周刊》综合统计各地经济数据发现，2012年，在31个省份中，19个省份人均收入增长水平超过GDP增速，占比高达61%。耐人寻味的是，这19个省份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尽管中西部省份GDP增速较高，但居民收入增速却未能相应跟上。

在今年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上海、广东，包括安徽、江西、广西、四川在内的13个省份，均提出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高于或力争高于GDP增幅的民生目标。尽管多个省份政府的GDP增速目标仍然保持两位数，但显然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经放弃“GDP崇拜”，开始关注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

27省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以上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对2011年各国的GDP统计数据和我国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进行换算。我国GDP最高的广东省经济总量已经接近世界排名第15位的韩国，相当于3个希腊。江苏的GDP与印度尼西亚(第16位)比肩，山东的GDP已经超过了土耳其(第18位)。浙江的GDP则超过了瑞典(第21位)，河南的GDP则可与挪威(第24位)不相上下。

全国共有6个省份的人均GDP水平超过1万美元。这6个省份分别是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天津以人均GDP 1.48万美元位居榜首，排名倒数前三位的依次是贵州、甘肃、云南。天津人均GDP是倒数第一的贵州的5.36倍。

天津的人均GDP与智利(第44位)最相仿，北京的人均GDP水平接近波兰(第48位)，上海的人均GDP则高于俄罗斯(第52位)。而在去年，三市对应的分别是去年排名第50位的波兰、第53位的巴西和第51位的俄罗斯。

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最新公布的收入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GNI)低于100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06至3975美元之间为中低收入国家，在3976至12275美元之间为中高收入国家，高于1227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如果将人均GDP近似比作人均GNI的话，天津、北京、上海3地的收入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西藏、云南、甘肃、贵州等4省份达到“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其余24省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

追求高质量的增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勇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过去5年，中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裹挟之中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但问题依旧不容忽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过去及现在，仍有地方政府攀比GDP增长速度，这体现了以GDP增长速度评价地方政府政绩的倾向仍没有根本转变，有时甚至不惜过于耗费资源和环境。

肖金成认为，未来GDP增长，应该包含更多的指标，如人民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等，在政绩考核上避免以GDP论英雄的导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组织研究室主任刘戒骄则希望，未来5年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刘戒骄说，过去5年，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就业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特别重视保增长，但对增长质量的关注还不够。同发达国家相比，同样的产品寿命相对低一些，有些新修建、维修的建筑物、基础设施、道路桥梁构成了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使用寿命长的话，虽然使一个国家GDP增长速度并不快，但是累积的财富会增长得快。如果桥一两年就坏了，需要重建维修，则会使积累的财富少，虽然当年的GDP增长得比较快。

在经济结构调整上，有一些能耗高，污染重、工业水平不是很先进的企业，在严格的法制和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却在我们的市场上大量生存，导致经济结构不是很合理，该淘汰的没有被淘汰。

经济体制上，过去几年经济增长比较快，但经济体制的改革却进展滞后，包括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过去5年经济增长结构还不完全合理，下一步要进一步优化结构，这样经济增长效率才能提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说，区域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要协调发展和升级。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表示，未来，很多东西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比如我们的环境质量。如果经济增长之后环境恶化了，那么这个增长显然是不健康的。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处理得太好，导致现在的雾霾天和地下水的污染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今后，我们一定要把环境保护和提高环境质量作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此外，健康的GDP增长还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要有利于处理好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尤其在现阶段让这种增长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职能化，让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杨开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