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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转自法治周末
吴仁宝走了。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村官”，因为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建成了“天下第一村”，赢得赞誉无数；却也因其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及独特的约束法则，饱受质疑
后吴仁宝时代，其功过评说仍在继续，但争论更多的却是其用毕生精力缔造的“华西模式”，到底是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样本，还是难以复制的孤本
有专家认为，虽然华西村发展轨迹对我国推行农村城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华西村是典型的“以工补农”“苏南模式”，在后乡镇企业时期，推广或遇法律障碍
法治周末记者 刘希平 发自江苏江阴
3月23日清晨，微风轻拂。
在送别了老书记吴仁宝的第一个清晨，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上午9点，5辆旅游大巴鱼贯而入，停在了华西村龙凤广场，百余名上海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着华西村的各个“人造景点”。
“如今再也听不到吴仁宝书记的报告了，有点遗憾！”在游览到华西民族宫景点时，带队导游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此前在华西民族宫听吴仁宝作报告，是华西村最知名的“旅游项目”。
斯人已逝，绝唱谁随？3月18日，随着85岁的华西村“老当家”吴仁宝因病离世，华西村再次成为上百家媒体聚焦之地。人们在追思吴仁宝辉煌创业史的同时，又为后吴仁宝时代的华西村未来走向深感担忧。
而这个“中国第一村”近50年来摸索出的农村城镇化建设模式，到底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样本，还是难以复制推广的孤本，更是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
吴仁宝生前总结自己三大缺点
吴仁宝的一生，有着太多的传奇。
有村民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吴仁宝出生在江南吴家基一户农民家庭。14岁那年，吴仁宝家里突然断粮，他只好扛起鱼网到河里摸鱼捉虾，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之后，他又挑起担子做起了小本生意。虽然吴仁宝只上过几天私塾，但他对政治却非常感兴趣。22岁时，他开始担任华西村支部书记，后来升任江阴县委书记。从县委书记位置退下后，吴仁宝返回到华西村，又开始做村支书。到他退休时，他担任村书记职务已近50年。
在华西民族宫后面，有一个大华西党员馆。馆内墙上张贴着华西村党委成员的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各位村干部对老书记和华西村评价的表格。
记者看到，吴仁宝在表格中写下了如下文字的自我评价。“在80岁时，我曾说自己要干到85岁。为啥呢？我不是为了地位名利。因为我工作中还有缺点，如果不工作，我的缺点就没有机会纠正了。”
吴仁宝总结出自己的“三大缺点”：一是犯过“教条主义”；二是搞过“形式主义”；三是犯过“官僚主义”。并概括为四个字，上世纪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到80年代才“醒”。
如何解释上述四个字，吴仁宝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作了详细说明。
50年代是“听”，上面说的只要我们听。上面“浮夸风”我也听了，“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后来毛主席召开7000人大会，到那时我才坚决纠正“浮夸风”。
60年代是“顶”。60年代又有领导来叫我怎么搞、怎么搞，我说我不听了，领导不满意，说吴仁宝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独立王国。我后来想想不对，明着顶是要吃亏的，我就想暗着顶。从此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来指导什么，我都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走了以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
70年代是“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以粮为纲，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农民搞得辛辛苦苦还只是温饱。
到了80年代，才如梦初醒。
或许是吴仁宝爽朗的性格，使他在工作中结识了很多农民朋友。在其去世后，这些全国各地的农民自发赶到华西，给这位老书记送最后一程。
“‘老书记精神’是中国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无尽宝藏！”3月22日，吴仁宝追悼会在华西民族宫举行。就在悼念人群先后步入会堂时，一位男子举起了一块印有吴仁宝肖像的自制宣传牌，向众人展示。
该男子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他叫卢铁英，是甘肃某矿业公司总经理。在看到老书记吴仁宝去世的新闻后，他和妻子连续开了13个小时的车，从甘肃赶到华西村给老书记送行。
“我和老书记在北京有过一面之缘，他的创业史令我感动！”卢铁英表示，今天在此举牌给老书记送行，只是表达自己内心对老书记的崇敬之情。
“老书记就像慈父一样，他始终关注我们落后地区，我们全村人都特别感谢他，所以我作为代表，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贵州省开阳县川洞村村支书姚家洪历时两天，跋涉2500公里，从贵州赶到华西，给吴仁宝送行。
3月22日中午，吴仁宝的灵车围绕着华西村的道路缓缓前行，各界代表和村里数万村民聚集在道路两旁为其送行。
“中国第一村”的辉煌与争议
华西村位于江阴市东部，相距市区约20公里。村口“天下第一村”的牌匾引人注目，宽敞的马路、成片的别墅和颇具乡土气息的华西金塔，彰显着这个苏南村庄的财力。
陪同记者采访的华西村民曹亮戏称：“不土不洋，不城不乡”是华西村在全国村庄中独一无二的特色。
近50年来，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苏南小村，逐步发展壮大成实现销售收入524.5亿元、村民人均收入8.8万元的“中国第一村”，华西村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1961年的华西村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被“大寨精神”激发起来的吴仁宝，制定了一个15年发展远景规划，率领群众河流改道、田亩重划，用7年时间人工重造了华西村地貌。
1969年，吴仁宝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开始发展工业。1984年，吴仁宝率领村民创办的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净赚200万元。
而华西村后来被世人所熟识和称道，始于1992年那个凌晨。被广为传颂的版本是，1992年3月1日凌晨两点多，吴仁宝看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报道，和那时许多能触类旁通的企业家一样，吴仁宝嗅到了全国经济大发展的气味。于是，他第一次违反了自己坚持的无外债原则，向外借款2000万元用于周转，囤积生产原材料。据传这种在当时被认为很疯狂的举动，为华西村赚了一个亿的资金。
此后，华西村的产业可以用多元化来形容，仓储、服务、旅游、金融等全面开花。1999年，旗下公司华西股份正式登陆资本市场。2011年，由华西村村民每户出资1000万元，筹资30亿元建起的72层328米高的“空中新农村”龙希国际大酒店，又一次彰显了华西村雄厚财富。
但是，华西村在创造经济神话的同时，其管理模式却受到了外界的质疑。
有媒体披露称，华西村已成为吴仁宝家族控制的企业，而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
在今年3月2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回应称，老书记(吴仁宝)全家在华西集团的股份连一个零头都不到。
针对吴家多人在村党组任职的情况，孙海燕解释说：“华西村党组班子一共110多人，你们数数吴家人才占多少，根本不算什么。” (下转5版)
华西村一贯奉行一套颇为独特的“多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记账入股”的约束法则。如果离开华西村，村民股金和福利会被全部取消。
外界认为这种管理模式是限制村民正常流动的强制手段。但法治周末记者调查时发现，在历经数十年后，华西中心村村民对这种“约束法则”已习以为常。
饱受质疑的还有华西村村办企业的工作时间，按照华西村的规定，村民没有周末休息，外出均得请假，此举被指违反了劳动法。
华西一村村民廖日纯向法治周末记者证实，村民在工厂每天必须工作8小时。“因为我们是农村，不是国有企业，所以没有周末休息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于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从河南许昌来华西村汽车座椅厂打工的曹大姐直呼“受不了”。“厂里说是每天工作9小时，实际上有时长达16小时，不停地加班，所以我干了两年就辞职了。”
“山南钱庄、山北粮仓、中间天堂”……一块巨大的宣传牌横跨在通向华西村口的公路上。
以华西中心村为中心，带动周边村迅速走向城镇化，把华西村的产业做大做强，曾经是吴仁宝的宏伟梦想。周边村也想靠着华西中心村这棵“大树”早日脱贫致富。所以，当华西村并村计划实施时，阻力并不大。
从2001年到2004年，短短3年间，经过8次合并，16个周边村先后加入了华西村。曾经只有0.96平方千米、1520个村民的华西村，现在有了30平方千米的面积和5万人口。
但并村10年以来，中心村和周边村闹矛盾的消息不断被传出。一些周边村的部分村民认为，村子兼并后，他们的生活变化并不大。
现年60多岁的缪芳原为砂山村村民，2004年3月，砂山村并入华西村改名为华西六村，该村8000多亩土地，被改造成了万亩温室蔬菜园。
“并村时，老书记派人给我们送来了苹果、花生、糖，光瓜子每人就送了5斤，连小孩都有份。”对于当年并村时喜庆的一幕，缪芳记忆犹新。但这些物质供应大概持续了3年时间，便没有了。
缪芳透露，现在村里面每人每年提供1020元的口粮款。上了60岁的老人可以得到每月180元的补贴，加上其他补助每月360元左右。但这点资金对她来说远远不够。
“我有支气管炎和高血压，每天吃药要花20多元，这些补助远远不够。现在老伴虽然已经65岁了，但还得去外面做点事，帮我赚点医药费。”缪芳坦言，现在最担心的是老书记吴仁宝去世后，以前的待遇还能不能继续享受。
“不过，老书记确实是个好人，以前也吃过不少苦，他离世后，我也去悼念了他。”对于吴仁宝曾经的帮助，缪芳念念不忘。
华西三村的曹成在并村后，因不习惯上班时间的约束，开始在华西村开起了黑出租车。
“并村后，村里虽然保障了温饱问题，但每天不出去跑一下车赚点钱，生活还是有压力的。”曹成对记者说，华西村开发旅游项目后，自己每月跑黑出租车可赚到3000多元。
“华西模式”推广或遇法律障碍
走在华西村中，从“华西村商场”到“金塔商场”，再到路旁的“五亭风味馆”，每个村办商店名字后都无一例外加注上了“集体经营”四个大字，这是华西村村办企业的一大特色。
同时，和其他景区个体工商户和游客讨价还价的景象不同，走进华西村村办商场，售货员只是平静地坐在旁边等待顾客挑选商品，而不会主动鼓动游客来购买。
“我们是外地来这里打工的，商店是村集体经营，商品不能讲价。卖多卖少对我们的收入影响不大。”华西村商场一位营业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虽然算不上是吃“大锅饭”，但在这里他们没有销售商品的压力。
据媒体披露，吴仁宝自上世纪60年代担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以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营管理之路：集体所有成了最大的特色。
吴仁宝去世后，有媒体认为华西村近50年来探索出的城镇化建设，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城镇化样本。
但也有经济学家指出，华西村放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开拓条件、开放环境这样特殊的时期，也许适用，但若是放在社会化进程来说，背离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化方向。
“华西村的成功既不能成为一种模式，也不能广泛适用和复制，对城镇化来说更无意义。”经济学家说。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工农一体，村企一家”，用工商业挣来的钱补到了农业和农村曾被学界总结为“苏南模式”。因该模式最具有社会主义因子而在众多的模式中脱颖而出，被深入研究和重点宣传，华西村就是“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这种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还被称为“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村工业化样板”。
浙江大学教授毛丹曾撰文分析说，样板意义上的“苏南模式”，以权威的“三为主、二协调、一共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即：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城乡经济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毛丹介绍，在村社区建设上也是如此，以集体经济即社区所属的企业投入为主的社区建设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形成了建设新型村镇必须依靠集体经济的共识。但随着乡镇企业普遍转制，农村工业、农村经济事实上进入了一个后乡镇企业时期。
在后乡镇企业时期，“以工补农”城镇化建设模式的推广或遇法律障碍。
毛丹认为，按照乡镇企业法规定，乡镇企业应履行支农义务。但转制以后按公司法转制企业，可以不再向社区组织上缴利润，这样村社区的基本建设和农业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在经历了产权制度改革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乡镇企业对村社区的支持方式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从各地的实践看，农村的村、企、政三方实际上都已经感受到用乡镇企业时期以工补农原则和处理办法，完全不能有效面对后乡镇企业时期的实际情况。”毛丹表示，村、企、政三方如何协同解决村企关系，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这些区域的村治、企业发展以及政府工作中的基本命题之一。
“中国第一村”摸索出来的农村城镇化建设模式，到底是中国农村城镇建设的样本，还是难以复制推广的孤本，虽然目前尚无法作出定论，但有专家认为，华西村发展轨迹对我国推行农村城镇化建设，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应要求，文中村民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