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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1968年出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法学院合聘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深圳大学理学士，主修数学及经济，先后从事程序设计、投资管理和翻译著述工作。
2008年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8-2010年，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二十五
3月30日，北大朗润园，当记者问薛兆丰，这些年不断被骂，为什么还要坚持传播他的经济学观点的时候，记者注意到，薛兆丰眼眶发红，他取下眼镜，抚了一下眼睛。
十多年来，薛兆丰的标签是新锐、逻辑、理性、冷静。热泪盈眶的薛兆丰，并不多见。
十多年来，薛兆丰坚持以简明又大众的语言去解释很多社会争议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但他得出的结论常常违背众意，从而背负骂名。
比如，民众对节假日高速免费一片叫好，薛兆丰却认为此理不通。民众把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的原因，归罪于黄牛党，薛兆丰认为，黄牛党是过低的票价“请”来的，所以应该给火车票涨价。
为传播观点，薛兆丰还自建“新制度主义”网站，把自己的文章分门别类，以便网民阅读。
传播越广，似乎骂名越多。
但事实上，薛兆丰的这些观点背后的逻辑，就是相信市场的力量。薛兆丰认为，作为经济学者，不应该把自己当做“国师”，而是要做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看到的问题，如实地反映出来。
采访中，薛兆丰不断地关切“普通人的利益”、“穷人受损”这些话题。他不以精英主义者自居，坚定地反对特权。但骂他的人，或许恰恰就是他关切的人。
这大概是朗润园的下午，薛兆丰眼含泪光的原因。
高速路免费会带来不公平
新京报：前段时间你发表高速公路节日免费实际上是“劫贫济富”的观点。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既然政府向我们收费收税，公众没有能力去减少它，那政府在一些地方能免一点是一点，总比用作三公消费挥霍掉要好。你怎么看这些观点？
薛兆丰：我在文章里也谈到，给民众“免费午餐”的高速公路，不一定就是政府的，也有私人的、地方政府的。给免费午餐的动机是好的，但这会带来一系列后果。
第一，拥堵。第二，对投资信心有很大打击，因为它带来了不确定性，一纸公文，政府说要请客，你就要买单，这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你说的政府给民众社会福利，总好过拿去当三公消费挥霍掉好，实际上政府收到的钱分明钱和暗钱，高速公路收费存在管理流程，整个过程就像火车票收费机制一样，是明钱。是明钱好管还是暗钱好管？我当然认为政府收的费用中会有浪费，但不能用公路免费制度去纠正这个错误，两错相加不等于一个对。
新京报：有很多人甚至希望高速公路彻底免费。
薛兆丰：一条高速公路不能只给一个人走，要多个人同时走才能发挥它的价值，但也总有一个点，超过一个点，人拥堵到一定程度，它就成了低速公路，就发挥不出它的价值，这就是经济学里面讲的“公地悲剧”，在价值上它等于没有路，甚至是负的价值。
事实上，免费只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造成了许多不该产生的不公平。比如，真正贫穷而乘坐大巴的旅客，不仅得不到票价的优惠，而且被迫堵在了路上，还失去了他们已经付了钱要购买的便捷服务；货车也得不到优惠，这导致购物和投寄快件的公民也受损了。为什么只让自驾的公民得益，而让其他公民受损？
新京报：看来你的出发点也很注意维护“穷人”的利益。但你的火车票涨价论引来不少骂声。
薛兆丰：关于火车票涨价的问题，我在班里做过调查，黄牛票价并没有高到天价，一般都是在高于火车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上下浮动，这就是市场价。有个同学说从40元卖到200元，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同学又解释说40元是实行实名制以后的价格，200元是负责带进去的价格，这说明实行实名制以后，乘客支付了更高的灰色成本，这又是一个错上加错的问题。
新京报：那么是不是说，把火车票价提高到一定程度，就能避免黄牛票价了呢？
薛兆丰：飞机票市场有没有黄牛？飞机票价有没有高到不可思议？并没有。飞机票价会有特别漂亮的波动。比如中秋节，中秋节晚上过后准时调价，年初一的票价是腊月二十八的一半，最有钱的人就是腊月二十八回家，那些没多少钱的人就等到跌价时乘坐飞机。我这些年为了省钱，就是等着跌价或者提前几天回家。
对出租车涨价不能盲目反对
新京报：出租车涨价也是目前很热的一个话题，对此你怎么看？
薛兆丰：这和之前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人们普遍认为，出租车牌照是有政府总量限制的，所以不应该涨价，这也是错误的想法。北京现在有6.6万辆出租车，它的价格如果不到位的话，也会影响出租车供应，因为司机可以选择高峰期不出来工作，这样就造成浪费。
新京报：许多人认为，出租车挑客和拒载是因为车牌数量管制和份子钱过高，只有通过放开数量管制才能解决问题。
薛兆丰：这种混淆集中表现在“供给不自由，价格无意义”的说法上。然而，挑客和停运不是数量管制造成的，而是价格管制造成的。若没有价格管制，哪怕北京只有6张出租车牌照，司机也会日夜兼程地出车；而在价格管制之下，北京即使已经发放了6.6万张牌照，但找不到司机开出租车，以及司机故意在供需紧张时停运的现象，也仍然比比皆是。事实是，不论供给是否自由，价格都总有意义！
新京报：如何解决打车难的问题？
薛兆丰：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让我们看得分明：数量管制形成了专营权的垄断租金，使司机不得不缴纳较高的份子钱，乘客不得不缴纳较高的车资；而价格管制则导致了短缺，使即使租用了牌照的出租车司机，也不愿意在高峰期投入营运。
这是两套独立的错误政策，分别导致两种糟糕的结果。问题是，政策有问题，市场有反应。黑车群体蓬勃发展，愈禁愈烈，原因就在于黑车司机既绕过了数量管制，又绕过了价格管制，对市场需求提供了次优满足。
解决之道很清楚：既放开数量管制，又放开价格管制。
贫富差距要看“不公”而非“不平”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是这一两年的热点话题。其中比较受关注的一条说政府要健全工会制度，提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劳动者的收入能通过这种办法提高吗？怎么才能提高劳动者收入？
薛兆丰：调查显示去年收入增长最快的是月嫂、快递员，可是月嫂有工会吗？快递员有工会吗？市场自会决定它的平衡。什么是议价能力，就是你在别的地方工作的机会，你在别的地方没有机会，就只能待在这里。
用人为的手段来提高工资标准，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等，它的直接后果是伤害了穷人，是那些真正需要工作的刚刚从农村出来的人，他们唯一的，能和同等劳动力价值水平相较量的武器，是要一个低一点的工资，和自身劳动能力相平衡的恰好的价格。如果法律限定了最低工资标准，那么这些人就失去了机会。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定得越高，伤害的人越多。法国的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也有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残疾人不适用，因为如果残疾人适用，他们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
薛兆丰：贫富差距大是由基尼系数来反映的，但是我们关键要区分两个概念，不平和不公。不能只看收入不平，因为带来不平的原因有很多，性别、年龄、行业等等。
但造成不平的其中一个原因需要重点关注，就是不公。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不公，采取措施反对不公，具体就是减少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减少企业的垄断，降低价格双轨制之间的差价，这样也就减少了寻租的权力，就没什么机会去贪污了。虽然不能避免但要尽量减少这些机会。
“如实反映问题”是学者责任
新京报：你在美国学习生活过几年时间。美国人可能享受到更多市场的好处，他们的国民对经济学的常识掌握程度比中国公众高吗？
薛兆丰：不比中国高。都一样。
新京报：市场经济中的常识并不容易普及。经济学家应该怎么去普及这些东西呢？
薛兆丰：人们买一些伪劣的东西，是会受到损害的，但人脑子里错误的东西，是不会轻易受损害的。人们信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太阳绕着地球转动，照样会活到一百岁。说到普及，其实也没什么策略，所谓最好的战术，就是没有战术，只需要把自己信的东西，把对的观念说出来。
新京报：你认为理想的政府治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薛兆丰：政府不要在行业入口设置障碍，不要阻碍自由竞争。要建立健全一套合理的制度来保护产权，这些都是目前还没有做好的事情。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我们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薛兆丰：在于更多的人能够理解，社会变革的规律跟自然规律是一样的，社会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工资怎么定的，谁拿多少，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去研究，去普及市场经济中的常识。这是不容易的。
- 同题问答
新京报：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薛兆丰：做好本职的经济学家，不以爱国心和同情心来给自己的言论增加分量的经济学家，我都非常尊重。经济学是一门探险事业，前面是茫茫广漠，哪里有宝藏，是不知道的，有些人试着走这个方向，有些人走那个方向，有人成就大一点，有人小一点，我都尊重他们。
新京报：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薛兆丰：将土地使用权落实到个人，然后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
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薛兆丰：很抱歉，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