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饭”不能成“闲饭”（热点聚焦·政府如何过“紧日子”⑤）

　　蒋跃新绘（新华社发）

　　“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的承诺背后，不仅是要控制好财政供养规模，更需相关部门加快改革，转变职能，勤勉高效地履行职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百姓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服务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令人深思。财政供养规模应控制在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

　　编制，这个并不算新鲜的词汇，最近却一再成为热门新闻的关键词。

　　近日，上海市青浦区城管大队招收新人的消息在网络上被热议。这家单位今年计划招收城管队员60名，却引来数百人报名，最终有180人通过笔试进入了面试环节，其中包括2名博士、119名硕士。城管岗位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高学历人才？城管大队负责人分析，除了对城管工作有一定兴趣外，主要原因还是城管有正式编制，又参照公务员待遇。

　　相比之下，去年底哈尔滨市向社会公开招聘环卫工的案例，更是将“编制”的魅力体现到极致。这次招聘引来超过11000个报名者，其中拥有本科学历的约3000人，拥有研究生学历的29人。之所以如此火爆，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次公开招聘的环卫工人有事业编制。

　　这些现象的出现，社会各方认识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却没有争议：在创业困难重重、就业压力巨大的状况下，整个社会对“体制内”身份有着高度认同感。甚至有人发出“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惊人之语。

　　如此多的人争吃“财政饭”，成为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庞大的推动力之一。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研究，199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几轮大的机构改革，但无论从财政供养人员的绝对数量还是从财政供养率这一相对数量来衡量，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仍然偏高。

　　据介绍，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公共机构的人员，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育、科研、卫生等领域，此外就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和长休人员。

　　程文浩认为，在确保能满足社会公共服务需要前提下，财政供养规模应控制在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

　　真正在一线向社会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者相对不足，“官多兵少”、“头重脚轻”问题突出，“吃空饷”五花八门

　　相对于财政供养的规模大小，公众对“质”的担忧更为突出：公职人员是不是精干、勤勉？能不能高效地履行职责？有多少只拿钱不干活吃“闲饭”的人？

　　程文浩认为，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相对可控，但领导职务人员比例过高，而真正在一线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者却相对不足，“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问题突出。人员结构的整体失衡影响了财政供养人员总体的工作绩效。

　　有人曾质疑，四川某县总人口仅7万多人，竟有1正16副县长。对此，该县政府在正式声明中提到，在政策规定领导职数范围内配备的正副县长有10名，此外，还有4名挂职副县长，1名兼任副县长，以及1名正县级非领导职务。

　　这并非个案。近年来，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干部好几百个，一些地方政府正副秘书长就有十几个。有网友评论，一个县该是个多大的“庙”，竟供奉这么多的“菩萨”？这么多的副职,都得有相应的收入和待遇,超出承受能力的“吃财政饭”人员,以及教育、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成本,让财政不堪重负。

　　程文浩说，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短缺”，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保障、科研、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领域的投入仍显不足。但也还存在着大量“过剩”，目前政府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存在上下级政府部门对口管理和同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对应的状况，既“上下对口”，又“左右对齐”，造成机构重叠、职责同构、资源空耗。机构林立又导致政出多门，相互推诿，彼此影响干扰，降低了政府效能。

　　在财政供养人员中，另一群体的存在则更令群众不满，那就是大量“吃空饷”群体的存在。这些年，各种被曝光的“吃空饷”五花八门：比如“旷工饷”，一些人无正当理由,长期旷工，却连续多年工资照拿不误；“病假饷”，长期病事假或超假不归；“多头饷”，经商办企业或在企业兼职,一人领取双份工资；“冒名饷”:一些本不属于财政供养的人员,冒用他人名义领取财政工资……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指出，表面看彼此有差异的各种“吃空饷”形式,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拿着工资不干活,或拿着工资干其他活。归根结底,“吃空饷”都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编制不透明，对人事和财务状况的监管不力。

　　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改变“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是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结构的重中之重

　　财政供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哪儿？程文浩说，虽然社会上习惯把财政供养人员等同于党政干部，但实际上事业单位人员才是财政供养人员的主体。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未来优化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结构的重中之重。要改变“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状况，使更多事业单位在市场中自力更生，减轻财政供养负担。

　　今年4月，北京市就表示，严控机构编制，今年不再新设事业单位，不再新增事业编制；确因工作需要的，在现有机构编制总量内调剂解决。据了解，北京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类。

　　程文浩说，应推动经营性事业单位不再继续依赖财政供养，而是真正走向市场，以便集中财政资金和人员编制进一步加强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

　　他认为，如果仅仅是以严格总量控制、适度增加编制的方法，这固然能够在短时期内抑制财政供养规模膨胀，但从长远来看会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如何建立更为科学的财政供养规模形成机制，在防止规模过快扩张的同时，优化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和功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李成言则强调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他说，要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机制，从源头上杜绝财政供养的各类违规现象。比如“吃空饷”现象，有“吃空饷”者，就有“发空饷”者，不仅要让“吃空饷”的人和单位受到惩罚，更要让那些提供便利的人受到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