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风险难解的两大核心内因

　　■ 关注“钱荒”

　　破解“钱荒”困局，不仅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提高货币流通效率，以及系统降低融资终端成本，更应切实降低民资进入银行业的门槛，从而真正改变我国银行业财务软约束之困境。

　　在近期银行业危机的发酵之下，6月24日，上证指数暴跌5.3%失守2000点，包括民生银行、深发展A等近200股跌停。

　　当下我国银行业的危机，不仅已波及A股阶段性的走势，任其蔓延，其可能会形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从而全面冲击我国经济的各个层面。

　　尽管仍无确切数据证实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系数，但可以明确的是，我国当下银行业的风险，远非其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风险可控”——6月20日，银行间同业隔夜利率拉升至13.44%，就连1周利率也高达11%，均创下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来的新高。

　　面对如此惊人的同业拆借利率，仅以外资回撤、临近季末考核，以及预判失误陡增信贷等予以解释，显然难有说服力。事实上，上述因素充其量仅是引发当下市场恐慌的外部因素，而其最为根本的核心内因却在于，在流动性泛滥时代所形成的短贷长投惯性、国有银行的财务软约束旧疾。

　　虽然我国M2（广义货币量）27年增长了143倍，但在1986年-1998年，由于商品市场的高速发展，对其时的货币宽松起到了极强的吸附作用，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又因我国政府全面启动房改、医改和教改对货币的吸附，故而直至2003年我国货币量虽大幅扩张，但其流动性仍处于总体可控阶段。

　　在2003年之后，在市场对货币吸附能力明显弱化之下，我国仍呈高速上升的货币量增速，显然有相对抑制的必要。正因为此，2007年央行连续启动加息和增加存款准备金，对流动性过剩进行抑制。然而，2008年陡遇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以致使得原定的货币收缩计划，急速转向为货币扩张计划，自2008-2012年我国M2又进入高速扩张阶段，仅5年间我国广义货币量就增加了一倍。

　　在流动性泛滥时代，商业银行患上“货币增量依赖症”，再辅以我国银行业特有的利差垄断特征，所以近5年间我国银行业不仅竞相跑马圈地进行扩张，而且表面上亦均有可观的巨额收益（16家上市银行盈利总额占A股所有上市公司盈利总额近50%）。

　　这种由货币宽松和利差垄断所带来的美好年代，终究是无法持续的。多年来形成的对货币宽松预期的依赖，已经导致银行短贷长投的业务特征，而这一旦遇到实体经济（包括地方融资平台）无法按期还款，我国银行业的资金链就会立即绷紧。

　　再追溯我国银行业当下状况的内因，有必要指出我国银行业的财务软约束旧疾。尽管自2000年后我国银行业历经股份制改造、IPO上市（五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但“国有”特征仍然明显，我国银行业的财务软约束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在其时政策性投资刺激的信贷需求下，我国银行业一度置风控规定于不顾，风险的积累最终导致今日之局面。

　　故而，在我国银行业危机已经初显之下，央行在系统性风险尚未爆发之前，应保持冷静而不能仓促出手救援，因为我国当下广义货币量并非不足，而是在于货币的流通效率过低。破解“钱荒”困局，不仅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提高货币流通效率，以及系统降低融资终端成本，更应切实降低民资进入银行业的门槛，从而真正改变我国银行业财务软约束之困境。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