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让人幸福感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杨舸说，从数据上看，仍然存在人口向“北上广”等大城市集中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市共登记常住人口1961.2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604.3万人，增长44.5%。平均每年增加60.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8%。外来人口增长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704.5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外省市来京人员增加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6%。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这意味着，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北京的外来人口翻了一倍。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今年初联合发布的数据中提到，2012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069.3万人，比2011年末增加50.7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773.8万人，增加31.6万人。

　　“这是高于中小城市的增长水平的。由于大城市的人口生育水平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人口的增加主要依赖外来人口。”杨舸介绍。

　　杨舸的老家在江西，博士毕业后，她同样面临工作城市的选择。“假设回到老家，只有省会的几所高校可以任职；在北京，竞争多、机会多，有更多的科研机构、更好的职业发展平台。”

　　毫无疑问，大城市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就业岗位，也能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杨舸说，“从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看到北京的优势，北京有多少电影院，三线的小城市又有多少电影院？此外，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方面，大城市与小城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当然，当一个社会都在加紧脚步前进时，也会有人想把脚步慢下来，因此有人选择‘逃离’北上广。”杨舸认为，在一个陌生城市，外来人口容易被边缘化，因此，人口的融合问题是研究的重点。“我们应该构建社会的安全网络，这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层面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完善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加强他们的社会参与，包括政治参与。”

　　“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来说，面对大量人口，以及其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他们的压力很大，想要把人口疏导出去。因此，有些地方搞‘引高限低’引进高端人才，限制低端人口；有些地方搞‘腾笼换鸟’，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地。”

　　“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人口不是‘平白无故’地集聚。例如一些城乡结合部的零售业，并不需要太高端的劳动力，自然有适宜的人群集聚在那儿，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这批人；又如北京的国贸，金融业发达，自然就限制了低端人口的进入。”

　　在杨舸看来，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必然面临着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说起来有些残酷，但这就像物种进化一样，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杨舸说，由于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我国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幅度，比处在同一发展时期的其他国家上升得更明显。房地产泡沫让物价水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尽管人们寄希望于政府对楼市的调控，以期达到理性水平，但即便楼市不存在泡沫，房价的上涨也是趋势。“因为需求在增长，人口仍然在向北上广集中”。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逃离北上广”的现象不能被忽视。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

　　此前，由中宏保险与《理财周报》联合发起的“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此次调查结果是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7万余名20~40岁中产收入人群发放问卷统计所得。

　　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四川、江苏、福建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

　　中国就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葛玉好也曾表示，近年来，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北上广”自身的薪金等优势正逐渐减弱。

　　葛玉好说，年轻人应该冷静分析自己与“北上广”等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和问题，“他们应该看到，除了‘北上广’开出的超出二三线城市的可观薪金外，也应该考虑所付出的隐性成本，高房租、高物价、婚后孩子入学等问题，都需要纳入考虑范畴。另外，与父母亲人的分离，需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这种心理成本因距离的增大而增大。就幸福感而言，在二三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往往比一线城市的大学生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