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恶英不应再是反烧理由

垃圾焚烧二恶英不应被过分炒作，看待二恶英毒性问题应更加科学。 资料图片

二恶英主要来源

　　数据

　　2008年全国二恶英排放量约为6kg，而垃圾焚烧所占比例约为2.5%。据有关部门之前对国内123条焚烧线采集的170余组检测数据结果显示，90%焚烧线可以达到0.1ngTEQ/m3，与欧盟标准相同。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仍对前段时间被反烧公众封堵在广州市花都区政府大楼内，最后不得不依靠警车解围的场景心有余悸。2005年起，从北京六里屯到广东番禺再到广州花都，刘阳生几乎全部参与了这些身处舆论漩涡之中的垃圾焚烧项目的推进工作。他对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再清楚不过，在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光为老百姓和政府做的科普讲座所用幻灯片课件就多达20多个。

　　总体上，“从业内乃至国家层面都已形成共识，国内垃圾焚烧不管在软硬件水平包括技术、管理能力，还是在政策标准上都具备推广和应用的条件。”刘阳生认为，花都案例中之所以公众反对声音强烈，“一方面，源于精英决策的模式，公众无法直接参与到包括选址、技术选型等项目的具体工作中，造成项目公开时公众因信息不对称产生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周边的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在开始运营时确实存在问题，也加剧了大家对垃圾焚烧的负面印象。”

　　更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各部门之间也常出现因缺乏有效沟通协调导致口径难统一、自相矛盾的问题。“一边花都区在推进公众参与项目环评，一边却是广州市城管局公示具体开工日程，导致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刘阳生说。

　　被过分炒作的二恶英

　　其实，综观近些年发生的“反烧”案例，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二恶英成为阻碍垃圾焚烧项目落地的真正决定性力量。

　　“不管怎么说，按照豚鼠的毒性当量倒推的话，二恶英的毒性的确是氰化钾的1000倍。”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所副所长黄启飞也强调，垃圾焚烧二恶英不应被过分炒作，看待二恶英毒性问题应更加科学。

　　据他提供的一组数据，2008年全国二恶英排放量约为6kg，而垃圾焚烧所占比例约为2.5%，相比日本垃圾焚烧排放的二恶英要稍多一点。“二恶英排放的四大重点行业包括铁矿石烧结、再生有色金属生产、炼钢生产与废弃物焚烧。其中，废弃物焚烧又包括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一般工业废物，还有焚烧金属导线，可以说，垃圾焚烧行业在我国整体二恶英排放总量中占的比例不是很高。”

　　黄启飞透露，正在征求意见的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将二恶英排放标准定为0.1ngTEQ/m3，与欧盟标准相同。而现阶段，国内许多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排放浓度已达到欧盟标准。

　　据有关部门之前对国内123条焚烧线采集的170余组检测数据结果显示，90%焚烧线可以达到0.1ngTEQ/m3。

　　专家还是“砖”家？

　　“焚烧排放的重金属特别是Cd（镉）、Pb（铅）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不在二恶英之下。”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聂永丰认为，目前公众对二恶英的恐惧感以及对垃圾焚烧的误解主要是来自所谓“专家”的误导。

　　“对于公众的疑虑，我们需要第三方专家给出解释。但什么叫第三方专家？有人就说，不管是从垃圾处理还是环境保护的角度，都是利益相关者，不是第三方专家。第三方专家就要找没关系，不懂的人来，但是不懂的人又胡说八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聂永丰指出，

　　我国对专家的定义非常模糊，按照原劳动人事部的说法，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就称为专家。“也就是说，只要是副教授或高工，不管在哪个行业发表言论都算是专家观点，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很头疼的问题。而在欧美和日本，专家是专门家，你在这个领域有研究就是专家，没研究就不是专家。我国目前从上到下对专家的定义和看法存在很大问题。”

　　他举例，前不久在江西南昌的一次垃圾焚烧讲座上，当地政府提供了一份某高校教授的研究材料。这位教授主修营销学，而不是自然科学。

　　材料中写道，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排放不仅要达到新颁布的标准，而且要考虑排放总量。一座日处理600吨的垃圾焚烧厂排放总量巨大。如抽烟一样，人到门口会把600吨垃圾焚烧产生的所有二恶英都吸到肚子里去。所以，他得出结论，焚烧厂的二恶英排放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人体每日容许摄入量两皮克（以每公斤体重计）的9亿倍。焚烧厂周边村民会在二三十年内患癌症死亡。

　　“村民谁还愿意？”聂永丰坦言，目前对垃圾焚烧的拨乱反正，难度不在于对公众的科普宣讲，而在缺乏与这些所谓专家正面交锋的机会。

　　“他对自己所发出的言论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对此也束手无策。毕竟他用的语言很简单，但对公众关心的健康问题蛊惑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