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公司出走海外 A股市场为啥留不住？【3】

　　——包容的股权文化，也是美国市场吸引新兴产业的重要诱因。

　　双重股权结构就是典型一例。

　　一般来讲，“同股同权”是广为接受的概念。然而，对新兴企业来说，其创始人占股比例不高，但无论从其个人利益还是从公司发展角度看，又需要维持其上市后对公司的控制权，于是有了双重股权的结构，即创始人所持股票的投票权要远大于其他投资者。以美国脸谱公司为例，其创始人控制的B类股有10倍于A类股的投票权。这样，虽然他拥有股份比例不算高，却控制着超过一半的投票权。

　　原打算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也提出了类似的“合伙人制”。按照这一安排，阿里巴巴的30个合伙人有权提名董事会中的大多数董事人选，而不是按照持有股份比例分配董事提名权。然而，这样的安排最终没有被香港市场接受，成为阿里巴巴转向美国上市的重要原因。

　　可见，美国股市不仅有适合创新成长企业的制度，也相应培育了偏爱这类企业的市场氛围。光大证券首席分析师滕印认为，一家企业选择在何地上市，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在哪个交易所能估值更高，流动性更好，能够持续再融资？同行业竞争对手选择在哪儿上市？“香港市场长期偏爱金融股，国内银行等金融企业基本选择在香港上市。美国投资者则比较追捧新科技股，对互联网企业的吸引力自然就更大。”

　　制度变革“筑巢”优质公司

　　理想的注册制也许不能一步到位，但从大的改革路径看，A股市场将从“严进、松管、难出”向“宽进、严管、易出”转变

　　大量企业纷纷海外上市，负面效应已有显现。

　　从市场发展角度看，我国潜在上市公司资源不断流失，使境内市场的吸引力下降，不利于本土资本市场的根基稳固。

　　近几年，A股市场表现不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市公司结构过于偏重传统型行业。以沪深300指数为例，权重最大的三个行业是金融地产、工业和原材料。截至2013年末，沪深300前10大权重股基本为传统行业。这些行业正经历转型之痛，业绩表现难有亮色，也给股市带来沉重压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美国股市则呈现典型的高科技和新兴产业驱动特点。代表高新技术产业的信息技术业在美国道琼斯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中均是权重最大的行业，权重占比分别达到19%、18%和55%。如此高的权重占比，使得美国股市主要指数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挑战新高。

　　从投资者角度看，国内互联网企业的成长，来自国内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但国内投资者却无法分享这些企业成长的果实。以腾讯控股为例，这家公司近5年市值增长10倍，目前总市值逾万亿港元，一家企业就相当于半个深圳创业板的市值。如此丰厚的收益，却与广大A股投资者无缘，令人叹息。

　　滕印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选择境外上市无可厚非。但新兴产业的龙头公司一边倒出走海外，很难说是正常。这样的情况大量存在，确实让A股投资者很“失落”。

　　从上市公司角度看，海外上市也并不总是那么“美”。企业赴境外上市通常要付出更高昂的成本。以上市后的维护成本为例，一家已在美国成功上市的网络教育公司财务官介绍，公司在上市之初，全年收入仅1800万美元，但每年要支付的会计师、律师、交易所年费等后续费用就高达250万美元。更重要的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及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国外投资者往往不能充分了解中国企业的投资价值，有时甚至形成偏见和误解，不利于我国企业建立国际品牌和声誉。近几年，在美国市场发生过几轮针对中国概念股的做空风潮，已显示出异地上市的“水土不服”。

　　种种问题的存在，对A股市场新股发行体制的变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回顾A股新股发行体制的变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过多次改革。从大的阶段看，先后经历了审批制和核准制。其中，审批制为行政主导，包括“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两个阶段。核准制旨在市场化主导，包括“通道制”和“保荐制”两个阶段。

　　就趋势而言，新股发行一直在朝市场化方向前进。然而，其中不少痼疾一直难以祛除：在优质公司被拒之门外的同时，一些公司将上市当作圈钱和套现的机会；放开新股定价却带来严重“三高”问题（发行市盈率高、发行价高和超募资金高），“看得见的手”如何发挥作用左右为难；一边是苦苦等待上市的企业排着“长队”，另一边又是新股被市场“哄抢”，中签率极低，上市即被爆炒；企业上市要过重重难关，却不时有欺诈发行案例出现，有些公司上市不久业绩即变脸，业绩再差，“壳”也能卖出好价；新股发行几度“开闸”和“关闸”，对二级市场运行形成很大干扰……

　　赵锡军认为，新股发行体制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矛盾集中体现的一个窗口，推进这一改革，对于市场发展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资本市场“新国九条”，再次强调“积极稳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股票发行制度，逐步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股票发行条件、上市标准和审核方式。”

　　事实上，去年12月启动的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已经迈开向注册制过渡的步伐。这次改革明确，新股发行以发行人信息披露为中心，中介机构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把关，将证券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交由投资者和市场自主判断，而监管部门只对发行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内容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

　　同时，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新三板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注册制改革的精神。在新三板中，企业准入不设财务门槛，企业只要符合基本条件就可以申请挂牌，由市场遴选和判断。挂牌公司的融资方式、融资时点、融资规模、融资过程、融资价格也完全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目前，新三板发展迅速，去年底挂牌企业仅有350余家，到今年8月已突破千家。

　　此外，中国证监会明确，要完善创业板制度，在创业板建立单独层次，支持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一年后到创业板上市。对于亏损的成长型创新企业而言，未来进入交易所市场有了“绿色通道”。

　　就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中国证监会近日表示，抓紧制定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探索形成符合我国实际、市场主导、责任到位、披露为本、预期明确、监管有力的股票发行上市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曾勇钢认为，注册制改革如何进行、面临的挑战能否陆续克服，涉及比股票发行制度更广更深的问题，包括社会大环境的诚信建设、广大投资者的成熟和理性、司法的公正和严格、监管部门和专业机构的能力建设。理想的注册制也许不能一步到位，但从大的改革路径看，A股市场将从“严进、松管、难出”向“宽进、严管、易出”转变，这一点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