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稅改革繞不過三道難題

　　日前公布的《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就此表示“今年會有具體動作”。

　　對個人住房征收房產稅，是近年來最受關注的稅制改革之一。雖然如同霧裡看花，但卻吸引了各方目光。從樓市調控、地方財政和收入分配等諸多方面，人們對房產稅試點寄予了多重期待。

　　逆轉高漲房價？

　　2011年1月底，國家有關部門在上海、重慶啟動房產稅試點。上海主要針對新購房超過人均60平方米的部分，稅率為0.4%、0.6%兩檔。重慶則偏重對存量、增量獨棟別墅以及新購高檔商品房征收，稅率為0.5%-1.2%。

　　從試點效果看，開征房產稅增加了應稅住房購買者的持有成本，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炒作心理，但對高房價並未如期待的那樣起到“一劍封喉”作用。根據最新的官方統計數據，今年4月上海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環比、同比分別上漲2.0%和10.2%，重慶則分別上漲1.1%和5.6%。

　　上海多家二手房中介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對購房影響最大的是限購、限貸等，房產稅對交易行為的影響尚不明顯。行政手段強於稅收和市場手段，是目前調控的一個基本特征。說到底，房價取決於供求和預期，房產稅本身並非“劍指”高房價。美國、日本等都征房產稅，但依然經歷過房價的暴漲和泡沫的破裂。

　　房產稅涉及公民的重要財產權，不能為了某種短期需要而倉促推出。將房產稅視為“房地產調節稅”，或可能為改革提供輿論利好，但如果不能引導社會形成正確認知，一旦無法達到明顯的調控效果，將不僅損害公民的合法產權，也易傷害公共政策的嚴肅性，並引發民意反彈，對房產稅改革反而帶來不利影響。

　　地方財政重要稅源？

　　從世界范圍來看，房產稅是許多國家地方政府的重要稅源﹔且隻要是實施分稅制的國家，房產稅大多都由地方政府“獨享”。比如，在美國，物業稅約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30%﹔在英國，住房財產稅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其歷史可追溯到1601年伊麗莎白時期的貧困救濟法案中的家庭稅。

　　對於房產稅，不少人抱以另一種期待：希望其能逐漸取代“土地財政”。但眼下這顯然還只是一種願望。

　　近年來，不少城市對土地出讓金收入依賴度居高不下，個別年份，比如2010年，一些城市的賣地收入甚至遠遠超過財政收入。但房產稅收了多少呢？重慶曾披露“試點啟動后10個月內主城區征稅金額超過9000萬元”，上海至去年認定的應稅住房約為3萬套，其征稅金額也不是一個大數字。

　　因此，“房產稅代替地方土地金”的思路，可以在長遠目標中進行設計，但絕不是短時間可達到的。

　　從長遠的稅源角度看，我國新開發的房產會越來越少，房屋保有量卻越來越大，征稅從交易環節轉向持有環節是大勢所趨。隨著房產稅的擴容和深化，新的稅源將逐漸形成規模。但我國應考慮土地國有、流轉稅比例大等國情，逐步探索房產稅改革，尤其要遏制片面的“征稅沖動”。

　　專家還建議，開征房產稅同時，要切實把住房交易環節的稅負降下來，應“征減結合”甚至“以征促減”，不要增加社會負擔。

　　促進收入分配公平？

　　房產稅是二次分配手段。今年2月下發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要求，完善房產保有、交易等環節稅收制度，逐步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

　　從收入分配和社會公平視角看房產稅，有兩個問題無法回避。其一，針對增量還是存量？針對增量，固然能減少改革阻力、便於試點和擴容順利起步﹔但如果長期回避存量，則可能造成既得利益固化。一些人認為，如果改善居住條件的正當訴求要交稅、擁有多套房的富人卻不征，這是在制造新的稅收不公平。尤其是對大量空置住宅，更不能任其長期低成本甚至“無成本”地佔用土地資源。

　　如果向存量房“開刀”，將實實在在觸動多個階層的利益，但如何把握力度與節奏，需要智慧和勇氣。

　　其二，新增稅收用於何處？國際經驗表明，當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營業稅、增值稅等間接稅應該縮減、控制，而所得稅、房產稅等直接稅可以逐步開征。但現在社會對新增稅種有抵觸，一個重要原因是稅收使用不夠透明，離真正的公共財政還有差距。有人甚至擔心房產稅成為“苛捐雜稅”，會助長“吃飯財政”。

　　試點階段，房產稅主要用於保障房建設。應該說這是臨時性的制度安排。一些專家建議，擴容以后，必須要就其如何“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作出長遠的制度設計。

　　標簽：稅源上海重慶房價征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