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量非常龐大，我們數據管理系統還不成熟，無法關聯起相關數據。”

“存在大量無價值信息，系統還沒有精准抓取有價值信息的能力。”

“數據標准不統一，定義不清楚，影響了跨業務的整合應用。”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已成為重要的資產與戰略資源。如何解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不願轉、不會轉、不敢轉、難以轉”等問題，是全社會高質量數智轉型的重要抓手。

當前，各地方政府及企業陸續推行首席數據官（CDO）制度，旨在加速構建數據管理體系，提高數據戰略意識，推動數據產業發展。

什麼是首席數據官，推行首席數據官制度能為數據管理提升帶來怎樣的作用？

“首席數據官是一個機構統籌管理數據資源的第一責任人。”中國信息協會常務理事、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朱克力在接受人民網採訪時表示，首席數據官負責解決數據孤島問題，打破數據資源及開發的碎片化模式，形成整體聯動、高效協同、安全可控的數據治理強大合力，推進數據要素有序流通，激發數據要素潛力，釋放數據要素紅利。

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0年）》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底，我國有23個省級（佔比71.9%）和31個重點城市（佔比96.9%）地方政府明確了政務數據統籌管理機構，有力推進本地數字政府建設，16個省級（佔比50.0%）和10個重點城市（佔比31.3%）政府已出台並公開數字政府建設相關規劃計劃、方案意見。

當前，政府首席數據官制度陸續在地方開展試點。2021年5月，《廣東省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正式印發。《方案》選取廣州、深圳、珠海、佛山、韶關等10個地市以及省公安廳、省人社廳、地方金融監管局等6個省直部門開展試點工作，明確提出首席數據官制度建立的目標在於加快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完善政務數據共享協調機制。隨后，紹興市、杭州市濱江區、江蘇省、沈陽市等省市區也陸續開展首席數據官制度改革試點。

普華永道發布的《首席數據官研究報告》顯示，越來越多的國企和民企開始任命高級管理人員來負責整個企業的數據管理和監督工作。這一趨勢表明，隨著該角色在中國越來越受重視，未來正式任命的首席數據官可能會增加。

朱克力表示，政府首席數據官側重於促進跨領域、跨平台、跨部門的數據共享及透明度，提高數據驅動的決策質量，以數據發展的責任和安全為先﹔企業首席數據官則更多著眼於數據利用的效率與效益，以此推動業務價值的實現，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產品附加值和市場佔有率。

近年來，數據管理和應用在我國實現了快速發展：電子証照實現“全國互認”﹔國家法人單位信息資源庫建成，實現1.4億戶市場主體基本信息共享﹔稅務部門通過“稅收大數據”分析，提高稅收監管效能……

“數據不僅串聯起了企業的業務流程，讓我們可以更精准、高效地服務海量消費者和上下游合作伙伴，更通過供應鏈持續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帶來生產、流通、消費、服務等環節的升級。”京東消費與產業研究院院長劉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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