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北京東三環附近的一個大型連鎖超市門口，剛剛採購完的附近居民被一個年輕人的吆喝聲吸引，“投資又理財，收益一十三！”年輕人身后擺著“某某投資公司”的易拉寶，13%的收益率讓不少居民駐足，“我們主要投資房地產之類的具體項目，你們把資金拿來，簽個合同，一年后就可以拿到本金和收益。甭不信，我們的公司在三元橋，正規經營，大伙兒可以上門辦理業務……”
這是近兩年快速發展的“影子銀行”的一個小小剪影。“影子銀行”，顧名思義，游離於市場和政府監管之外的金融活動。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影子銀行”飽受詬病，也引起監管層高度重視和警惕。但是，去年“影子銀行”以更多的變種形式出現，快速發展讓市場側目，急速膨脹讓人擔憂，高額收益又讓投資者難以割舍。
界定之爭
其實，伴隨“影子銀行”的快速發展，學界、監管層、市場對“影子銀行”並沒有統一公認的界定。根據IMF全球金融穩定報告，“影子銀行”指在受到監管的銀行體系外的金融中介活動。
近日，銀監會高層在銀行業年度監管工作會議上明確，不能將社會融資總量中貸款之外的其他融資方式均視為影子銀行﹔並明確強調信托、理財業務處於監管之下，不符合影子銀行的特征﹔明確銀行表外業務不屬於“影子銀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鬆祚則指出，從金融機構的性質來定義，凡是傳統商業銀行之外的金融機構都應該納入“影子銀行”范圍。如果從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的性質來定義的話，所有商業銀行的表外業務、債券及其衍生產品、資產証券化產品、私募基金等都應該納入“影子銀行”業務范圍。
中金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則將我國的“影子銀行”概括為三種形式的融資。第一類是銀行表外業務，如理財產品﹔第二類是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如信托公司、小貸公司、財務公司和典當行等﹔第三類則是民間金融。
他估算，截至2012年年末，理財產品余額將達到7萬億元，民間借貸余額在3萬億元左右。據信托業協會的數據，截至2012年9月，全行業信托資產規模已經擴張至6.32萬億元，而四季度還將進一步擴張。以這個數據匯總，截至2012年末，我國“影子銀行”規模至少為16.32萬億元。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的預測與彭文生接近。他預計，中國的“影子銀行”規模大約為15-17萬億元，是正規銀行體系的12%-13%，是GDP規模的三分之一。
這樣的規模無疑是龐大的，而且照目前的發展趨勢，“影子銀行”還會進一步擴張。但是向鬆祚指出，目前我國銀行總資產接近130萬億，貸款接近70萬億，居民儲蓄存款近40萬億，與此相比，“影子銀行”的總體規模仍然有限，發展空間依然巨大。
風險之析
游離於監管之外的“影子銀行”的風險毋庸置疑，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其對正規金融體系的沖擊就可見一斑。去年年末，華夏銀行理財經理私售理財產品的鬧劇更引發市場重新審視“影子銀行”的風險。
彭文生指出，“影子銀行”成為“影子”的兩個特征導致其面臨比傳統的商業銀行業務更大的風險。首先，“影子銀行”受到的監管較弱，杠杆率比一般商業銀行要高得多。其次，“影子銀行”體系在出現流動性困難時，缺乏從央行獲得流動性的直接機制，因此其沒有最后貸款人，處置系統風險的機制不健全。也就是說，一方面因為缺乏監管而過度累積風險，另一方面又缺乏應對風險的保障機制，因此“影子銀行”成為金融體系中最脆弱的一個環節。
“由於各種類型的金融機構之間存在著各種聯系，‘影子銀行’體系中出現的金融風險也會被傳導至正規銀行體系，從而導致了風險的傳染，並增加了系統性風險。”劉利剛認為“影子銀行”的存在會對整個金融體系造成威脅。
當然，也有冷靜的聲音指出，不可夸大“影子銀行”的風險。
交行金研中心就指出，從廣義理解看，“影子銀行”是一個相對寬泛的中性指稱，與社會融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各類“影子銀行”的風險及作用宜做具體分析和仔細甄別。同時，與歐美發達市場相比，目前我國各類“影子銀行”業務風險可控程度相對較高。
央行調統司副司長徐諾金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提醒，對“影子銀行”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視。因為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這些年來銀行的表外科目佔到了表內科目的三分之一多，是非常大的，銀行的理財產品中會有不少風險，但是不能夸大了。
監管之路
“影子銀行”是長期管制利率導致的必然結果，作為正規融資渠道的一種補充，其存在和發展有其合理性。銀監會分管信托等業務的副主席蔡鄂生就曾直言，“影子銀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因此，對於“影子銀行”不能一味地圍、追、堵、截。向鬆祚指出，針對我國影子銀行潛在的問題和風險，我們既不能簡單一刀切，談“影”色變，一概否定，甚至妖魔化﹔也不能聽之任之，漠視不管。“影子銀行”業務種類繁多，風險和收益結構互不相同，有些並不具有系統性風險，金融機構具有自我消化能力。哪些應該監管，哪些不應該監管，監管到什麼程度，以什麼指標和方法來監管，都需要首先進行深入細致的調研和分析，集思廣益，妥善決策。
監管者對於“影子銀行”的管理思路也更傾向於疏導、規范、監管。蔡鄂生在數月前的一次論壇上公開指出，“現在我們要把‘影子銀行’出現的這些問題規范好，然后是監管好。防范風險，根本還是在於打牢基礎，讓金融體系有防范風險的能力。”
彭文生判斷，監管層對“影子銀行”管理最有可能的路徑，將如同過去對地方投融資平台的清理一樣，對其期限、利率、投向進行摸底，進而分類排查風險，再進一步進行總量控制﹔並通過適度的風險暴露，促進影子銀行業務的冷卻和調整。
同時，他建議，在“影子銀行”的運作過程中，關於資金流向和風險的信息不對稱，導致了投資者的盲目和剛性兌付的要求，也導致了融資者可能的道德風險。因此，加大信息的披露，有利於明確風險處置的規則，區別對待不同原因造成的償付危機。如果是銀行內部風險控制出了問題，如涉嫌欺詐等惡性事件，銀行需要擔負責任﹔如果是在風險披露充分的情況下，投資者則需要為存在風險溢價的收益率承擔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