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高管辭職 不僅僅是限薪令的原因

　　新京報插畫/許英劍

　　立此存照

　　整體來看，可發現銀行業高管主動選擇辭職的背后，並非沒有受迫的成分。在辭職潮的背后，投射出的是傳統金融業所面臨的某種困境。

　　不管政策對傳統金融業多麼青睞有加，人才流失的口子似乎都在不斷擴大。根據上市銀行發布的公告統計，截至8月中旬，今年已有35位銀行的“董監高”辭職，涉及崗位從行長、副行長到風控總監、首席信息官等。除9名因為年齡原因退休外，大部分都是個人原因徹底告別銀行系統。其中僅華夏銀行就有7名高管離職。

　　傳統金融業為什麼會出現辭職潮？錢肯定是主要驅動力之一。隨著限薪令的實施，銀行業的固有高收入預期被撼動，越是高管越能感受到由此帶來的收入預期壓力。而互聯網金融等平台有更市場化的薪酬體系，而且不會面對限薪令。有從監管機構辭職投入市場化機構者透露，與過去相比，收入高了10倍。在市場化機構獲得的高收入，足以彌補從監管者轉向被監管者、從傳統銀行轉向互聯網金融帶來的微妙的身份認知上的損失。每一個辭職案例，特別是高管的辭職，基本都代表了對市場化金融機構薪酬體系和發展空間的一次認可，這就是所謂的理性經濟人的主動選擇。

　　但整體來看，可發現這種主動選擇辭職的背后，並非沒有受迫的成分。在辭職潮的背后，投射出的是傳統金融業所面臨的某種困境。正是這種困境，迫使體制內的許多人做出新的選擇。一方面，隨著民營銀行牌照的發放，傳統銀行的市場優勢地位開始動搖，而利率市場化向“最后一公裡”的推進和互聯網金融的崛起，又使銀行不得不正視已經到來的市場競爭，過去依靠息差躺著就可掙大錢，現在卻必須適應陌生的市場環境。

　　另一方面，基於過去半行政、半市場化的經營模式，銀行業運行著一套不利於人才發揮作用的用人制度和激勵機制。

　　當然，辭職潮的咎因也不能全部歸於銀行業格式化的體制上。與互聯網金融相比，銀行業承擔著更多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能，而宏觀調控並不完全以市場化方式進行。這在房地產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也就意味著配合宏觀調控的銀行業，必須承擔由此導致的各類制度性虧損。近年來銀行業績增速一路下滑，今年一季度上市銀行利潤增速降到了3.2%，而壞賬卻較往年有所上升，導致銀行資產質量有所惡化。不能不說，這與所承擔的調控任務趨於復雜化有關。

　　體制弊病難除，承擔職能繁重，是銀行業出現辭職潮的主要原因。實際上，不光是銀行業，在“一行三會”中也同樣出現了辭職潮。媒體報道，証監會去年約有30名處級以上干部離職，目前正在辦理離職手續的也不下20人。銀監會和央行也有多名司局級干部轉投包括民營銀行在內的被監管機構任職。如果加上上交所、深交所等機構，辭職導致的空缺職位已達200人以上。在這種情況下，民營銀行、互聯網金融的崛起，適時提供了一個可選擇的空間。

　　個人跳槽可以脫離行業困境，但行業自身無法跳槽以脫離困境。就此而言，傳統金融業辭職潮發出的是盡快改革現有體制以留住人才的警報。畢竟，人才的單向流動不能說是合理流動，形成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人才的相互流通，才能改進雙方的基因，構建一個更適應現代社會的金融體系。

　　□徐立凡（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