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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过热时期，市场需求旺盛，微观主体缺乏进行结构调整的动力，往往使改革措施难以落实。而在经济低迷时期，较大力度的改革又可能造成经济骤然失速。因此，保持适宜的经济增速，是推进新一轮大规模改革的重要基础和条件。目前的经济增长环境为改革开启了时间窗口
中国仍是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
国际机构预测中国今年增长8%，继续保持全球最快增长率
记者：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国外“唱空中国”的论调重新抬头。奇怪的是，境外资本又源源涌入我国，表明国外并没有“做空中国”。那么，当前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纪志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3.25%，仅比2012年高0.05个百分点，预测我国经济增长率为8%，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
作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在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码等背景下，我国面临着较大的资本流入和汇率升值压力。今年以来，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速度加快，3月份与去年12月份相比，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上升3.4%和3.5%。与此同时，资本流入也比较多，前4个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增加1.5万亿元。从资本流入的角度看，国际投资者在行动上并没有看空中国。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经济总体上延续了自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回升势头。尽管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比去年四季度略低，但仍比去年二、三季度高。一季度的经济波动有一些是由于存货调整行为所致，总体上正常。在全球范围内，我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继续保持全球最快增长，仍是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
经济增速仍在合理区间
就业情况总体较好、物价形势基本稳定，也表明经济增速较为适宜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因此很多人认为高增长是常态，并习惯将现在的增长速度与过去对比，这样做对吗？目前7.7%的经济增速是否合适？
纪志宏：应当认识到，我国经济总量已居全球第二，人均GDP也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难度加大。此外，现阶段我国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也在发生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支撑我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但近两年来，我国老龄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上升，2012年还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的情况。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劳动力供给，还会影响储蓄率和资本投入。此外，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全球化红利减少、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改善步伐放缓，也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下降，使我国潜在增长率有所回落。
国际经验显示，经济在经历了高增长阶段而进入结构转型期后，都面临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问题。在短期内，判断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适，既要看增长率本身，更要看经济增长质量。
就业是判断经济增长速度是否适宜的重要指标，适宜的经济增速往往与充分就业相对应，有些国家甚至将保持充分就业作为更重要的经济指标。目前我国就业情况总体较好。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42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37万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增长1.7%。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1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劳动力市场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1，比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均上升了0.02，已连续10个季度大于1，为2001年一季度以来最高。因此从就业总体情况看，目前的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内。
物价是判断经济增速是否适宜的另一个重要参考指标。通常物价上涨过快，就说明经济过热，需降低经济增速；而出现通货紧缩，则说明经济增速过低。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物价形势基本稳定，说明经济增速较为适宜。
此外，今年一季度，经济结构调整延续了去年以来的态势，继续取得成效。综合来看，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更加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要求正得到落实，经济增长质量正在逐步改善。
财政金融风险仍可控
我国不会出现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财政、金融危机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高速增长时潜伏的财政金融风险会不会凸现？
纪志宏：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目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得到加强，存量债务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继续妥善处理，新增债务得到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融资的硬约束机制逐步建立。2012年，全国财政赤字约8000亿元，占GDP比重为1.6%，比2009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2012年末，中央财政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5%，比2009年降低2.7个百分点。目前各方面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担忧很多，但即使考虑地方政府性债务, 与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债务负担率也处于较低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是造成地方政府性债务较多的原因之一，随着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关系的理顺、地方政府规范性举债约束机制的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将得到逐步缓解。
还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对我国财政风险的分析都集中在政府债务规模大小或其与GDP的相对规模上，而很少将资产与负债结合起来考虑债务负担问题。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拥有的资产较多，按资产负债率来衡量，我国政府的债务负担比很多国家都要低。目前我国政府债务对应的资产，有些可能短期收益不明显，但中长期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具有正的外部性，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支撑作用，因此从动态看以及从政府资产负债表角度看，与地方政府债务有关的财政金融风险与发达经济体主要用于消费的债务危机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我国银行业整体也呈现稳健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2012年底，银行业不良贷款率1.56％，同比下降0.22个百分点；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3.25％，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拨备覆盖率295.5％，同比上升17.3个百分点。我国银行体系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强。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财政金融风险仍在可控范围内，只要我国较好地把握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控物价的关系，就不会出现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财政、金融危机。
改革仍将创造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微观上进一步释放企业活力，宏观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记者：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重要一条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时下应如何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增长？
纪志宏：改革开放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于提高我国潜在增长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货币信贷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趋降的背景下，不宜简单依靠总量扩张的政策，而是要更多依靠深化改革激发市场内生增长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我国此前的“改革红利”趋于衰减，要求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从微观层面看，需要进一步释放企业活力，继续推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能力提高。从宏观层面看，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需要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在经济过热时期，市场需求旺盛，微观主体缺乏进行结构调整的动力，往往使改革措施难以落实。而在经济低迷时期，较大力度的改革又可能造成经济骤然失速。因此，保持适宜的经济增速，是推进新一轮大规模改革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目前的经济增长环境为加快推动转型改革开启了时间窗口。今年以来，全国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政府扩大了“营改增”试点范围，推出了资源价格改革措施，发布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此外，一系列有关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价格体系、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改革措施也即将在年内及今后几年陆续推出。这些措施将逐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的潜在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