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结构性改革不能囿于小修小补

　　自2010年以来，全球金融圈都被中国经济的减速所困扰。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勉强实现官方订立的7.5%年度GDP增长指标，政府却表现平静，并未出现计划实施另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迹象。

　　事实上，中国决策层的立场，即把结构改革摆在比GDP高速增长更重要的位置，将最终被证明是符合中国以及全世界利益的。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僵化且背负大量风险的金融系统，以及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无一不威胁着自身的稳定及其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虽然发表了充满良好意愿的声明以及相对明确的姿态，决策层尚未订立一个切实明确、足以解决当前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的改革计划。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旨在改革户口制度的相关计划。由于此前的户籍制度按照公民的出生地来划定其合法居住地，因此对人们的移居流动造成了障碍。这一改革计划正是为了改善上述状况，从而允许小型城镇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当地居留资格，同时放宽中型城市的相关限制条件。但改革却遭遇了极大阻力，尤其是各地政府和居民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不加限制的移民，会对本地的资源、就业和公共服务带来压力，结果一场切实的户口改革依然迟迟无法来临。

　　同样，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有效金融市场改革方面面临同样的问题。今年年初之时人们本来对此充满期望，因为国务院推出了一项战略，目标是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建立一个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并允许国内私人资本进入金融部门。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仓促放松资本管制会产生风险，这显然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类似收紧信贷这样的政策，难以将金融资源导入实体经济，正是对本国私人资本的管制，限制了金融系统将存款导向那些最具发展潜力经济部门的能力。

　　尽管进行了多轮放松管制，民间资本想在银行融资依然困难，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条例又往往语焉不详。虽然政府近期试图通过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方式来吸引资本回归国有银行部门，但外界依然迫切需要更加切实的改革，这很可能要等到存款利率完全放开以及金融部门向民营资本银行开放之后了。

　　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将一些项目审批权移交给当地政府其实无法解决国家过度插手经济的根本问题，相反，通过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推行投资项目的自由，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更强大。因此，决策层需要制订并推行一个实现真正结构性改革的全面设计方案，而不是对改革小修小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姚洋）

(来源: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