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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美“再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
2012年年底，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表示，苹果将为解决美国就业问题出力，计划投资1亿美元，将苹果电脑的生产制造带回美国。在此之前，苹果的战略重点在亚洲，富士康等中国企业成为苹果全球主要供应商中的“大户”。据称，为苹果打工的中国工人有近40万。
在苹果之前，通用电气(GE)已经在美国开始为制造低耗能热水器开设一条全新装配生产线。在此之前，此类工作曾一直由GE中国工厂负责。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最新预测，到2020年，将会有多达6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中国返回美国。
追寻美国制造业回流潮的开端，可以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找到踪迹。他说，未来5年美国出口额将会翻一番，由此可以创造200万个国内就业岗位，掀起美国再工业化浪潮。
很有可能，“再工业化”将成为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关键词。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低成本优势成为全球制造业新阵地，在新一轮的变革与洗牌中，美国再次成为风向标。
问及回流潮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赵小兰表示，在过去几年，中国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生产基地，但是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主要负责组装和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在品牌、技术等高附加值环节，仍然需要进一步开发。现在美国要再工业化，会把很多工厂回迁，这会影响到中国生产基地的地位，包括就业率、利润等，所以中国也应该借此转变方向，发展更加高端的、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在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话赵小兰：
“美国再工业化是靠创新”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解读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政策？
赵小兰：奥巴马总统主要担心失业率比较高，所有的政治家们都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个失业的人会获得什么？如果他是因为贸易形势变化失去工作，能获得相当于两年失业救济的经济补偿，包括养孩子的钱、交通的钱、搬家的钱……70%的医疗保险也会由政府买单，还能获得104周的培训。如果他失业时超过了50岁，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给予的相当于原工资一半的补偿。但这些社会福利救助意味着美国政府要支出几百亿美元、甚至更多的钱，来专门用于培训工人获得新的技能，提高就业率。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回流潮？美国企业将生产基地回迁能否重振美国工业？
赵小兰：我觉得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把生产基地重新搬回到美国确实有难度。
30多年前，制造业是三班倒或两班倒，很多人参与进来，生产线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如果重振制造业，看一下德国或美国的新工厂，都叫做先进制造业，雇用的人数大概只是过去人数的十分之一。现在的生产更多是关于技术的，不是36个人站在生产线旁边——更多的先进制造业需要3个人就可以了，大概监督一下，管3条线、6条线就可以了。所以，以前那种类型的制造业肯定不会再出现了。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制造业不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靠什么增加就业机会？
赵小兰：比如1993年，美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都很灰心。谁想到3年之后，到1996年，美国再一次在世界上领先了——因为创造性，包括硅谷、互联网的发展。这种类型的国家，更多的是要看下一轮的革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回到过去传统的就业方式。增加就业机会要靠创新、创造新行业。
《中国经济周刊》：20世纪70年代，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曾提出过“再工业化”的概念，主要指对传统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您认为新一轮“再工业化”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
赵小兰：全球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其实一直发生着各种转移，而且现在所需要的劳动技能跟20年前、40年前相比，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要重振美国工业化，首先要提升培训，提升教育，要让这些劳动者有好的技能。
制造业不仅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更要思考如何能够全面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有技术创新，可能会带来工作机会的丧失，政府应该用新的技能代替被淘汰的老的技能，应该用新的培训来培养这些工人的技能，虽然老的技术被淘汰，但劳动者掌握了新的技能，可以进入新的领域，创造更高的价值。所以，政府应该把教育体系、培训体系等等统一起来，尤其是增加职业培训。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再工业化”应该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赵小兰：在美国，66%的新就业机会都是由中小企业制造的，所以，政府的政策必须能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比尔·盖茨和他的朋友当时开了自己的公司，惠普是在斯坦福一个小车库里开始的，这就是美国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正是中小企业创造了大多数就业机会，所以它们应该得到最多的鼓励。
很多亚裔美国人是小企业主，他们不希望增加税负，不希望政府更多管制。亚裔美国人是美国的精英族群之一，65%的亚裔美国人是新近移民而来，他们来美国是为了给自己和家庭更好的机会，但是现在他们发现税收如此之高，造成了生活与经商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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