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改革要有紧迫感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2012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同时指出，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政府已经把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深化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迈出新的步伐、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为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奔走呼吁。早在1993年，他就应邀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继而参与党的十五大及十六大的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几乎见证和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全过程，虽年逾八十，仍笔耕不辍，对于改革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灼见。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这位如今依然冲锋在改革最前线的先行者和倡导者。

　　中国经济要过“坎”还要靠改革

　　经济参考报：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至今，改革这一话题又重新升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李克强副总理也多次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已经把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根据您的经历和研究，党和政府为什么要把深化改革提高到这样一种高度？

　　张卓元：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飞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长时期积累下来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愈来愈突显。经济面临再平衡和转型升级的双重任务，前者主要解决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后者主要解决不可持续的问题。只有迈过这道“坎”，经济才能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的道路。而现在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要迈过这道“坎”，最重要的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结构明显失衡。主要表现在不少行业包括一些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消费需求对经济拉动作用偏低、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短缺、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等。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也存在严重问题，也需要靠深化改革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从1995年提出要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任务，到现在已十几年，但是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一直没有实质性转变，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原来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低迷，使近几年外需增速大幅度下滑，许多高度依赖出口的部门产能过剩问题逐步突出起来，使多年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在加重，从而使深化经济改革以便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显得更加刻不容缓。

　　经济参考报：造成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为主的原因有哪些？

　　张卓元：我认为，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活动和主导资源配置，一些服务业在市场准入中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管制太多，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不到位，收入分配关系没有理顺和劳动报酬占G D P比重太低等等。所以，要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迫切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改革、价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破除行政垄断等。

　　由于干部考核体制方面的问题，造成了各地以G D P增速作为主要考核领导干部的指标，诱导各级干部片面追求短期G D P最大化，而只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效益的粗放扩张最容易达到这一目标。资源产品价格长期偏低、损害环境不要补偿也助长对资源的滥用和破坏生态与环境。

　　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即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革干部考核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理顺资源产品价格等。

　　既得利益群体阻挠和增长主义倾向增加改革难度

　　经济参考报：您觉得，目前改革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张卓元：在深化经济改革显得更加刻不容缓的同时，改革的难度却越来越大，从而使转方式、调结构困难重重。

　　经济参考报：为什么改革这么难？难在什么地方？

　　张卓元：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到今天，要深化改革，一般都涉及利益关系的比较大的调整。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审批体制，就会触犯许多有审批权力的官员的既得利益，权钱交易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允许新的厂商进入竞争，就会侵犯垄断行业职工特别是其中中高管理层的既得利益，他们的高于其他行业数倍的收入必然受影响。就连医疗体制改革也受到因长期药品价格虚高而获利群体的阻挠和反对。问题还在于，中国多年经济繁荣时期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在不断发展壮大和固化，能量很大，已成为阻挠和反对深化改革的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

　　深化经济改革的困难还来自增长主义倾向的惯性。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前期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红利，经济连续10年平均以两位数速度增长，逐渐在各地区甚至各部门之间形成互相追赶的浓厚氛围，致使实际上形成重增长轻改革，各方面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抓项目抓增长，而改革则因难度越来越大被采取能拖就拖的对策。而抓增长则习惯于低成本粗放扩张，因为这样做能够短期见效和出政绩，以至于形成路径依赖。现在，要转向创新驱动增长，就要抓改革从而触动自己或其他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就要坚持不懈地抓自主创新(因为一般一项比较重要的技术创新没有四五年以上的努力是做不出来的)，因此工作难度大得多，并且有风险，会得罪人。显而易见，使经济社会转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很不容易。

　　强大的政治勇气和细致的设计乃改革之需

　　经济参考报：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要推进改革必然要触动既得利益群体，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如果继续改下去，应该怎么改？

　　张卓元：今后深化经济改革，首先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更大政治勇气攻坚克难。中国经济改革已到“深水区”、“啃硬骨头”阶段，而且越是向前推进，由于既得利益的固化而难度越大。改革要打破既得利益群体设置的种种障碍，就要敢于碰硬。为了比较顺利地推进改革，还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创造较为稳定的环境，避免因经济增速快而忙于应付各种紧迫问题，把改革搁置一旁。这些，都是需要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来担当的。

　　今后深化经济改革，既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更要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大报告又提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说明，改革发展到今天，已将政府改革推到最前列位置，政府转换职能已成为改革的重点。要逐步从全能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破除各种行政垄断。政府不直接干预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府要全力做好经济调节主要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为社会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公平的稳定的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政府改革能带动各项经济改革。政府向服务型转变，必然要求财政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大力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这正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政府改革要求政府逐步放松对利率等的管制，促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保持金融稳定包括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政府要放松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以利于理顺它们的价格关系，这是优化资源配置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政府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由于收入分配不公、权钱交易造成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政府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全体居民提供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等等。

　　与此同时，各个领域和环节的改革，如国企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也要精心设计和规划。

　　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还要有比较具体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它们要体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寻找有效的改革路径，使改革比较顺利健康推进。总的要求是，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或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有效推进改革，在进行顶层设计时，要问计于民，问计于基层，认真吸收他们一切好的建议与经验，集中各方面智慧。总体规划一旦做出，就要由顶层强力推动，排除各种困难和干扰，克服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坚韧不拔地向前推进。现在离2020年只有七、八年的时间，改革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要有紧迫感，抓住当前各方面形成深化改革共识的有利时机，迈出坚实的步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动力。（记者田如柱 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