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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对出租车涨价不能盲目反对
新京报：出租车涨价也是目前很热的一个话题，对此你怎么看？
薛兆丰：这和之前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人们普遍认为，出租车牌照是有政府总量限制的，所以不应该涨价，这也是错误的想法。北京现在有6.6万辆出租车，它的价格如果不到位的话，也会影响出租车供应，因为司机可以选择高峰期不出来工作，这样就造成浪费。
新京报：许多人认为，出租车挑客和拒载是因为车牌数量管制和份子钱过高，只有通过放开数量管制才能解决问题。
薛兆丰：这种混淆集中表现在“供给不自由，价格无意义”的说法上。然而，挑客和停运不是数量管制造成的，而是价格管制造成的。若没有价格管制，哪怕北京只有6张出租车牌照，司机也会日夜兼程地出车；而在价格管制之下，北京即使已经发放了6.6万张牌照，但找不到司机开出租车，以及司机故意在供需紧张时停运的现象，也仍然比比皆是。事实是，不论供给是否自由，价格都总有意义！
新京报：如何解决打车难的问题？
薛兆丰：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让我们看得分明：数量管制形成了专营权的垄断租金，使司机不得不缴纳较高的份子钱，乘客不得不缴纳较高的车资；而价格管制则导致了短缺，使即使租用了牌照的出租车司机，也不愿意在高峰期投入营运。
这是两套独立的错误政策，分别导致两种糟糕的结果。问题是，政策有问题，市场有反应。黑车群体蓬勃发展，愈禁愈烈，原因就在于黑车司机既绕过了数量管制，又绕过了价格管制，对市场需求提供了次优满足。
解决之道很清楚：既放开数量管制，又放开价格管制。
贫富差距要看“不公”而非“不平”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是这一两年的热点话题。其中比较受关注的一条说政府要健全工会制度，提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劳动者的收入能通过这种办法提高吗？怎么才能提高劳动者收入？
薛兆丰：调查显示去年收入增长最快的是月嫂、快递员，可是月嫂有工会吗？快递员有工会吗？市场自会决定它的平衡。什么是议价能力，就是你在别的地方工作的机会，你在别的地方没有机会，就只能待在这里。
用人为的手段来提高工资标准，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等，它的直接后果是伤害了穷人，是那些真正需要工作的刚刚从农村出来的人，他们唯一的，能和同等劳动力价值水平相较量的武器，是要一个低一点的工资，和自身劳动能力相平衡的恰好的价格。如果法律限定了最低工资标准，那么这些人就失去了机会。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定得越高，伤害的人越多。法国的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也有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残疾人不适用，因为如果残疾人适用，他们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
薛兆丰：贫富差距大是由基尼系数来反映的，但是我们关键要区分两个概念，不平和不公。不能只看收入不平，因为带来不平的原因有很多，性别、年龄、行业等等。
但造成不平的其中一个原因需要重点关注，就是不公。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不公，采取措施反对不公，具体就是减少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减少企业的垄断，降低价格双轨制之间的差价，这样也就减少了寻租的权力，就没什么机会去贪污了。虽然不能避免但要尽量减少这些机会。
“如实反映问题”是学者责任
新京报：你在美国学习生活过几年时间。美国人可能享受到更多市场的好处，他们的国民对经济学的常识掌握程度比中国公众高吗？
薛兆丰：不比中国高。都一样。
新京报：市场经济中的常识并不容易普及。经济学家应该怎么去普及这些东西呢？
薛兆丰：人们买一些伪劣的东西，是会受到损害的，但人脑子里错误的东西，是不会轻易受损害的。人们信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太阳绕着地球转动，照样会活到一百岁。说到普及，其实也没什么策略，所谓最好的战术，就是没有战术，只需要把自己信的东西，把对的观念说出来。
新京报：你认为理想的政府治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薛兆丰：政府不要在行业入口设置障碍，不要阻碍自由竞争。要建立健全一套合理的制度来保护产权，这些都是目前还没有做好的事情。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我们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薛兆丰：在于更多的人能够理解，社会变革的规律跟自然规律是一样的，社会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工资怎么定的，谁拿多少，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去研究，去普及市场经济中的常识。这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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