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

要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 建议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推进政府的转型与改革

我们说“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就在于抓住国内巨大需求潜力释放的最大机遇、发掘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直接取决于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就是说，要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对此，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内需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的级数。如果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比较充分释放，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增长。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这就需要：以改革破题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实践证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消费需求支撑和引导的投资，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会给中长期的增长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改变投资结构。要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以及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

二是着力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在于：从城镇化的规模型扩张转向人口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并以制度创新为重点破题人口城镇化。建议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人口城镇化保持1.3%—1.5%的增长速度，人口城镇化率从目前的35%提高到42.5%左右；用8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初步接近60%左右的名义城镇化率。

三是着力推进政府的转型与改革。实践证明，通过深化改革收获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越来越依赖政府转型与改革的突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改变“增长主义”倾向，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市场主导下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有限发挥市场的作用；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改变“大政府、小社会”局面，建立有活力的“大社会”，逐步走向社会公共治理。这就需要：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带来投资增长过快、投资—消费失衡、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问题的同时，还造成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的缺位。推进结构性改革，优化行政权力结构，以增强市场和社会活力为目标实现政府放权，以权力有效制约和协调为目标实现政府分权，以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为目标实现政府限权。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有效约束政府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