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高官被青睐 企业看中他们啥？

　　7月末，贵州、山东前省长同时加盟中国重汽担任独立董事轰动资本市场，使“高官独董”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公众质疑，退离高官能到企业任职拿高薪吗？企业又为何青睐退休高官？

　　上市公司频现退休高官

　　中国重汽（香港）7月底在港交所发布公告，三位曾经的省部级高官石秀诗、韩寓群、崔俊慧出任中国重汽独立非执行董事，年薪为18万元人民币。他们曾分别担任贵州省长、山东省长、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退休高官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或是其他职位早已不是新闻。早在2011年，一项针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当时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记者梳理目前A股市值前十大公司，在其48位独立董事中有7名为退休高官，占比约15%。如果包括有普通政府官员背景的，这一比例会更高。

　　退休高官备受企业推崇

　　在日前发布的公告中，中国重汽并未说明选聘三位前高官担任独董的原因。按惯例，要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要有独董任职资格，要经过上市公司提名，之后经过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才能得到聘任。但记者调查发现，几乎所有上市公司在对独董候选人的提名中，都没有披露提名原因，大多数仅提供候选人简介。

　　记者联系了三家聘用退休高官的上市企业，但三家企业均表示，聘用原因不宜进行单独解释。

　　一家没有聘任过退休官员的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聘用离退官员，看重的是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或是行业内的“影响力”以及“协调能力”，这也是企业的重要资源。

　　分析人士指出，独立董事是由控股股东指定，这决定了其难以发挥制衡作用。而控股股东都会出于自身利益选择独立董事，退休高官因其数十年累积的为政资源和人脉备受推崇。

　　退休高官企业任职被诟病

　　退离高官到企业任职一直遭到诟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社会公众担心这一现象会影响社会公平，干扰正常经济秩序，滋生腐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我国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从政数十年，最后退下来，依然享受相应待遇，他们退离后，“沉淀”的权力影响力仍然很大。而实际上，我国法律对高级别公职人员的“冷冻期”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竹立家认为，应对退休官员在企业任职行为作三方面限制：一是对公司独立董事的待遇加以限制；二是严格规定退休官员不得去同行业任职；三是必须回避同一地域，以减少利益输送的可能性。许多专家提出，应对已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细化和完善，以便掌握执行；对党内纪律要坚决落实、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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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干部到企业任职相关规定

　　一、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二、2011年12月7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就执行《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主要内容如下：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独立监事，不得从事与本人原工作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退（离）休后三年内按照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必须由拟聘任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公司征得该干部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同意，并由该干部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征求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意见后，再由拟聘任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公司正式任命。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退（离）休后三年后按照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应由本人向其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由其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向中央组织部备案，同时抄报中央纪委。

　　■新华时评

　　用制度之力制衡“沉淀的影响力”

　　近期，三位原省部级领导干部加盟中国重汽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再度引发社会关注。公众的质疑，实质是警惕“沉淀的影响力”可能被滥用。

　　在我国，退离高官颐养天年之余，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全新身份再次进入公共领域。他们中有受聘任教的，有进入非营利机构的，有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他们从事这些职业都少有争议，甚至得到社会广泛赞誉。

　　退离官员企业再任职在国际上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日本社会称其为“下凡”，欧美国家称其为“旋转门”。有专家指出，企业为什么愿意用高薪来聘请退离高官？固然有看中其经验能力的可能，但不言而明的恐怕是他们丰富的人脉资源，在意他们“沉淀的影响力”。因而，一些遭社会诟病的现象与之伴生。无论是官员权力“期权化”，还是利用权力余威为企业和自己谋不当利益，在近年国内外的一些事件中时有体现。

　　遏制“沉淀的影响力”，防止“旋转门”干扰正常经济秩序，早就为世人所关注。美国曾颁布《政府道德法》，对前政府官员从事游说、谈判等活动设置时间不等的“冷却期”；后来又通过《政府道德改革法》，进一步细化和修订监管措施。

　　我国有法律、党纪对退离官员到社会任职进行规范和约束。然而，现行的相关规定偏重于宏观指导，尚缺强制性和可操作性。细化法制规定，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规范退离官员任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行为，还需严格执行。如何用制度之力规范这些“沉淀的影响力”，使之成为造福社会、为民谋利的正能量，需要的是划定界线，加强监督。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规范退离官员出任新职，应该公开透明。当“隐形权力”显性化，退离官员的去向受到社会有效监督，经得起检验，质疑和猜测自然也就没了市场。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