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治堵不能简单靠“惰政”【2】

　　“北上广”领头，限购风蔓延

　　事实上，上海市是全国最早采取措施“限购”的城市。早在1994年，借鉴新加坡模式，上海市政府已经采取“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对中心城区新增私车额度进行总量调控。“拍”字政策下，月新增牌照不到1万辆，车牌价格应声逐年看涨。

　　《中国经济周刊》整理2013年拍卖记录发现，在上海，每月拍卖的车牌量在9000到1万个之间，今年1—8月，平均中标价为8.06万元。今年3月，上海车牌月平均中标价曾高达9.19万元。“牌比车贵”成为自主品牌绕不过去的心头痛。

　　虽然与北京居民相比，拥有一块沪牌并不需要“等待数年”，但用车成本之高仍然将许多潜在用车者排除在外。为了能使用车辆，消费者不得不“出走”，转而向周边省市乃至内蒙古等地上牌，反而更加大了对牌照的监管难度。沿着“看不见的手”的政策思路。8月末，新版《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出台，首次将征收拥堵费列为政策储备。

　　2011年，北京汽车限购之后，进一步影响了全国其他城市的政策导向。北京工业大学交通工程系副主任陈艳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城市建设看北京”，政策效仿可能也是地方政府选择限购的原因之一。

　　2012年6月30日，一纸《关于广州市试行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让众多广州市私车需求者走上了“摇号+竞价”的道路。广州每年无偿摇号1.2万新能源指标、6万普通指标和4.8万个有偿竞价普通车指标，比例为1:5:4。同时，旧车置换业务上，《通告》规定，新车排量不得大于旧车。广州市祭出了“组合拳”。

　　政策实施后，广州市月上牌量仅为7200辆，锐减2/3。试行一年之后，《通告》已于今年7月升级为《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试行管理办法》。

　　除“北上广”外，贵阳是第一个实施“限购”政策的省会城市。2011年7月11日，《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的出台让许多4S店上演了“末班车的疯狂”。贵阳限购的具体做法是：专段号牌每月指标2000辆，无偿摇号上牌。普通号牌没有数量限制，但是不得驶入老城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贵阳市交警支队方面负责人否认这是对汽车限购，而只是为缓解老城核心区交通压力，将牌照号和通行权相结合的“限行”。

　　今年6月18日，石家庄市政府出台《石家庄市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13—2017年)》，以空气治理为目的，对机动车实施限行、限购。自2013年开始，石家庄市每年新增机动车控制在10万辆以内，限制家庭购买第三辆个人用小客车；自2015年起，每年小客车增量配额为9万辆，按照每月7500辆进行配置。

　　7月10日，中国汽车协会预计，将来，天津、深圳、杭州、成都、重庆、青岛、武汉等城市都可能实施汽车限购措施。通用中国总裁苏瑞博（BobSocia）更是预计，中国最拥堵的25个城市或将在2015年前后纷纷限购。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刘治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未来10年内，我国2亿多人口会快速城镇化，大城市将会继续膨胀，而地铁建设的速度和公交体系的改善需要时间，供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大。

　　“摇号既不是一种政府行为，也不是一种市场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天命行为。”刘治彦表示，“摇号”政策，更像是一种“运气”和“概率”的选择，可能更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即便是通过“计划”来调控总量，政策仍不能离开公平的原则。

　　陈艳艳认为，许多低收入人群或会因牌照拍卖而无法获得道路使用权，而有财力的高收入人群并不一定是需求的最紧迫者。

　　针对一二线城市推行“限购”的政策倾向，陈艳艳认为，地方政府不顾自身实际，盲目照搬“北京经验”，交通建设规划机动化，实在是“城市病”的重大隐患。地方政府并不是在限购政策上“走上了北京的路”，而是限购之前，其城市发展模式就已经在效仿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