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税赋痛苦指数世界第二"判断不准

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 （刘然）10月25日，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第十场《博弈谈——中央和地方，事谁干？钱谁出？》中发表演讲《我国现阶段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现状》，其中，对中国财政支出收入政策的扩张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刘伟认为，福布斯杂志对“中国税赋痛苦指数世界第二”的判断依据并不全面，所以得出的结论也缺乏说服力。

具体内容如下：

刘伟：中国从1998年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08年第三季度，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10年10月以后，回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是刺激需求。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财政支出政策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始终是扩张的。中国的财政收入政策是扩张性的吗？这个就值得讨论了。

这些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始终在提高。要区分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财政收入的增加不等于是从紧的财政收入政策，企业收入增长得更快，居民收入增长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入，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量更多，不一定是从紧的财政收入政策，只不过是财政收入在增加，关键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纵向和过去比，是不是在提高？横向比和世界同期比，是不是算是高比重的？

横向比，我国财政税负占GDP的比重并不算高。一般发展中国家是在40%以下；发达国家宏观税负高一点，40%以上。我国宏观税负在30%略高一点。但是福布斯杂志今年公布的，去年世界所谓的税赋痛苦指数最高的国家的排序，我国去年排在世界第二位。按照我国国情来看，福布斯的痛苦指数没有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福布斯所谓的痛苦指数是按照6个主要方面，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销售税、公司以及为它的雇员买的社会保险等等。这6项是按照最高的税率来算，中国个人所得税我们最高的边际税率45%，但是我们中国真正达到那个高收入，按照45%去纳税的人群，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较低。可计算福布斯痛苦指数的时候是按照最高算的。因此，福布斯杂志反映的中国税率痛苦指数很高，但和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有脱节的地方。

但是我国企业面临的税负水平还是比较高。从动态上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上升，为什么持续在上升？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快，所以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这是一个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国民收入在宏观分配上，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居民。政府是财政收入，企业是资本盈余，居民就是居民收入。

这三个部分中，财政收入在这34年每一年增长是18.8%，按当年价格计算，平均每一年增长18.8%，是最高的。而这三个里面增速最慢的就是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比GDP慢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以至于“十二五”规划提了一个原则，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居民收入的增速要和GDP保持同步。

但是，GDP反映企业的活跃程度，表明中国这些年来在国民收入宏观分配上，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当中，就增速而言，是政府收入增速最快，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之后增速最快，1996年的时候是9.71%，到10年上升18%以上。如果考虑到非税方面的宏观税负，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30%以上，所以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和我们的税收结构有关。中国现在分税制大的税种19项，当中70%以上是流转税，像我们营改增之前的营业税，增值税、还有各类的消费税、还有各类的购置税、还有附加税，这些消费税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税。70%以上是间接性的流转税，特别像增值税等等这些，大头是谁的？是国税。流转税的增速比一般的税种增速要快，而在流转税中主要又是国税，所以这就使得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些，这就形成中国的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比较起来，财政支出政策扩张的非常明确，而中国的财政收入政策紧缩性，或者是从紧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中央财政占整个税收的比重在提高，意味着在经济活动当中，对市场力量有一种挤出效应，因为它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速，特别是消费者居民的收入增速，受到了影响，我们知道，中国最近十年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差不多平均每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长时间难以摆脱主要靠投资拉动，而消费拉动的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源头上，国民收入分配的时候，现有体制把大量的钱主要给了政府和企业，政府主要是搞公共工程基础建设、公共投资和再生产，而真正作为消费者的居民，他的收入增长慢，占的比重在下降，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当然就有严重的不协调和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