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不仅中国在搞,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搞,包括发达国家,也都有自己的自贸区。在功能和规模上,它们不完全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海外很多自贸区基本特征是在吸引外资,在推动贸易方面给了税率的优惠,给了海关通关的方便。”近日,在大智慧举办的中国绝对收益投资国际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夏斌表示。
“因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设立自贸区,其金融背景是:汇率、利率是开放的、市场化的,资本账户管制基本上也是放开的。因此他们设立自贸区,不存在金融改革重大制度调整的需要。”夏斌说,“但当前,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国际金融报》记者此前参加了一场地区的内部研讨会,上海一位官方人士曾在该研讨会透露,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未正式挂牌前,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像深圳前海那样,给予企业15%的税收优惠,“但最终,官方并未提及这一点”。
“这实际上显示出,官方关注更多的还是制度变化。比如,自贸区的改革意义大于发展意义。”上述人士说。
值得注意的是,夏斌也坦言,中国除了需要上海自贸区,需要在投资方面实行负面清单,在投资贸易、海关、行政审批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之外,还要进行另一些改革,如金融制度上的改革,“因为,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的利率、汇率,市场的准入,与国际市场的连接等方面都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在自贸区的方案中,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等各种问题上,都要先行先试。换句话说,就是‘都要放’”。
“那么,从理论上看,如果金融适应了上海自贸区内实体经济的发展,比如,上海自贸区内利率、汇率对外开放,那么,上海自贸区外和境内就会产生利息差,产生汇差。进而,在自贸区内的机构就会利用汇差,在国际市场上筹资,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区外、境内。最终,中国对区外、境内货币调控、宏观经济投资的平衡就会形成压力。”夏斌说,总之,这种资金的流动会给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调控形成压力,“为了减轻压力,央行必须加大促进外汇流出去的对冲实施力度,必须加大非自贸区相关的金融改革”。
在夏斌看来,上海自贸区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全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速度”。“在上海自贸区形成中,投资贸易、航运、海关改革都很重要,关键是决心,魄力,是放权。但对于金融改革,由于是涉外方面的改革,这不仅是决心、魄力能形成的,其需要基于宏观经济的准确判断,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的力度。”
“因此,在我看来,上海自贸区实体经济真正能走多远,取决于金融改革。”夏斌说。
据《华尔街日报》昨日报道,上海市市长杨雄在回答“自贸区将给人民币交易带来何种影响”的问题时则说,“希望冷却大家对金融服务寄予的热望。金融服务是为了促进贸易,而不是服务于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