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

12月4日，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专家研讨会在人民网召开，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先生出席了研讨会，以下是章高荣的发言。

章高荣说：

我们公益研究院更多是侧重公益慈善的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可能没有那么多。我可能从一个更外围的角度或者是是从公益慈善这个角度来切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首先，在中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能有一些跟西方不太一样的特殊的背景，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往往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脉络的。在中国，当前可能有四化，不同任对四化的理解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或者什么化这样几个层面，这样的背景下会导致不同的企业其实是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的，更进一步导致可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并不是整齐划一大家所处的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城镇化里面，一方面是要解决污染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全球性的，有可能要跟西方接轨的社会责任话题，一些前沿的东西可能也是在关注中。

第二个很典型的特征，可能也是跟中国1949年的单位制、福利制相关联的。之前我们所有的企业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单位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受这一传统的影响，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更多侧重在员工福利、对国家的税收的经济责任，但是对所谓社区，对其他的责任，可能由于受惯性的影响，相对来讲可能会薄弱一些，跟西方不太一样的。因为西方我们知道，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更多是舶来品，应该是很早以前那种代工企业慢慢进入中国了，那时候强调三位一体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如果在这两个背景下，我们中国国内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必然是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因为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一些跟传统西方不太一样的东西，我们更多强调对单位、对员工什么的，但是在其他方面，环境方面有忽略了，这是很现实的特殊背景。还有，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可能当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有两个平时不太关注的点。第一个是从盈利的角度，要谈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得从盈利的角度切入，如果不从盈利的角度切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推动力量上可能相对来讲是薄弱的。

从全球经济结构转化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已经开始转型，已经不是从传统的，传统可能更多强调生产能力的问题，但是现在的经济已经转型到比如强调对人的关注，对人的基本需求的关注，很多新兴领域其实不仅仅是在满足需求，更多是创造出一种新的需求，包括马云提到阿里巴巴不是一个企业，是一个社会企业。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这几年发展得比较好，但是实际上可能跟全球的经济没有太大的差别，中国经济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更多的也是需要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它本身的自我发展结合起来。比如说，其实也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从经济利益这个角度来看，可以由不同层面的收益，西方国家比较典型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农业、公平贸易，这些是有溢价S能力的地。像贸易，企业如果更好地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到自己经营的理念中来，他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耐克，他从1990年的时候开始在全球回收旧鞋，在国内2000年也开始回收，假如他把所有的旧鞋都回收的话，整个能改变生产经营模式，导致它和别的鞋企业竞争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杜邦门户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的经营里面，这其实可以直接改变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如果你能有效地把企业社会责任结合起来，这样的企业跟别的企业可能不是一个层面上进行竞争，更多的是从战略层面而不是战术层面进行思考。

第三，对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也会衍生出新的经济利益的增长点，包括现在国际很流行的一些社会企业也好，社会责任投资也好，它其实也是在创造出一种新的利润增长点，这是从利润的角度来讲。另外，从全球的结构转型，尤其是面对全球问题来看。现在很多国家面临的不是传统的安全问题，可能面临着一些人口老龄化、环境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靠政府、靠市场、靠公益慈善部门肯定无法有效解决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政府，英国政府提倡大社会，包括推动企业也好、NGO也好，能参与整个社会的问题解决中。它的的核心背后的问题是这种福利开支下，政府已经无法承担这种情况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管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中国整个社会的福利肯定是需要往上增长的，我们当前的社会福利肯定是相对偏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靠政府一方来提供，相对来讲是比较欠缺的，或者说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如何有效地把企业也卷入进来，而不仅仅是公益慈善组织，对政府来讲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需求。这两点是一个新的需求。

章高荣说：

对于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话，我可能从公益慈善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些建议。

第一，在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块的理念可能需要一些新的创造，因为我们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我们往往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多是从慈善的角度，强调道德行、无私性，但是从整体来讲这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战略，包括对慈善捐赠也好，我们最近也提到一个战略慈善，就是说你慈善是需要没有利益相关联性，但是同时需要对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有益的，这是一个建议。

第二，我们这边对一些政策可能有一些建议，包括国资委，我们国资委2007年就开始提倡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是2009年时又单独就公益慈善捐赠下过一个文，比如你在一个亿以内的规模，捐赠一百万以上就要审批。我们看到的结果是，2008、2009年，央企这一块捐赠的规模90多亿，有2008年地震的问题，2010年42亿，2011年是37亿，2012年开始不在国资委的网站上发布捐赠数额了。相比一下民营企业的增长，其实国有企业在捐赠这一块是有点下降。这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来，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挑战，政策的一些限制，尤其是国有企业这一块。

第三，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他们的NGO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包括环境类和劳动权益类，这其实是由NGO推动的消费者运动，但是在国内受制于NGO注册的一些相关限制，在外部驱动力上相对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跟地方政府相关联的很多NGO组织可能不能有效发挥起这个作用，未来三中全会以后，可能这一类组织会进一步增长。从这个角度可能也能够有效地从外部推动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第四，类似于支持性的机构也好、研究机构也好、论坛也好，可能需要更多。因为目前我们更多强调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估，但这是一个表面性的东西，至于真正背后的，比如本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些优秀案例的推广这方面还是相对欠缺的，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跨国公司和外资在履行社会责任上的宣传和倡导，在各种论坛上，也是比较明显的，从外界出来的履行社会责任的人和从国有企业出来的人，他们的概念是从不同层面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从中国本土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应该有更多支持性的机构，能够从案例的角度，能够从本土化的角度，更多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然后也通过研究性的机构改变公众的理念，进行一些倡导，把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真正地与国际同步，同时又体现中国的本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