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在总结过去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上，吹响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的转变，需要确立智慧经济的主导地位，需要提升经济增长的高效节能环保。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不断优化和完善政府的职能，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监督等辅助性作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凸显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优化政府职能和释放市场潜力的重要性，并明确了未来努力方向，强调了政府经济政策的长期整体平衡和可持续性，意味着短期微观层面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平衡。

在财政政策领域，会议提出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体现了对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关注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在要素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下，政府充分发挥了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信息优势和信用优势，主导了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等领域投资，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地方财政失衡、地方债务风险上升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未来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要逐渐过渡到平衡宏观经济和改善社会分配，经济增长的动力要更多来自市场主体的创新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其次，要设计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平衡机制，科学测算财政收支的可持续规模。第三，要根据公共品外部性、信息优势、激励相容等原则设计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平衡机制。会议提出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是针对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平衡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助于保障地方财政的健康，增强可持续性。

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提出货币政策强调要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体现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长期平衡以及保持支付流动性（货币供给）与信贷流动性（社会融资）长期平衡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经常性地偏离社会融资规模以及名义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过冷过热时有发生，带来经济的过冷过热。这一方面来自于货币政策过度依赖于数量型的手段，精准度不够，容易用力过猛；另一方面来自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不够通畅，尤其是利率传导渠道不够通畅，金融体系的自我平衡机制不完善，货币政策的效果很难精准度量。这要求我们平衡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分工和定位，不断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形成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基于流动性、盈利性和风险性的良性互动，增强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从长期来看，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去中介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给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带来结构性的冲击，这要求我们精准研判结构化因素给流动性带来的结构性影响，未雨绸缪，做好顶层设计，以应对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冲击。

在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领域，会议提出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金融是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手段，也是连接科技和产业的纽带。金融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通过资源资本化、资产资本化、知识产权资本化、未来价值资本化，加速产业发展；金融可以引导产业发展带来的效益投向新的科技创新，进一步推进科技进步。要充分发挥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将政府信用和市场信用进行科学的结合，引导资本的流向，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分散或转移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风险。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行政手段和金融手段的配合也极为重要。一方面，要通过碳税等行政手段，区别对待一些特殊行业或者企业，改善社会整体福利。另一方面，要发挥绿色金融的重要作用，通过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担保等金融手段激励企业减排，同时通过建立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打通碳汇、新能源和碳排放权的定价联动，促进全社会的减排，并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而这个过程中，政府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协调是必不可少的。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二十大精神的指引下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方案和措施，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优化政府职能，释放市场潜力，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环节，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做好顶层设计，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验，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为世界文明提供“中国方案”。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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