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汝银：CSR让中国崛起更具道德感召力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 人民网记者摄

【编者按】

根据IMF预测，2012年，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经济整体比重将达到50%。但以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连续性的高速增长过程中，自身经济社会面临的诸多矛盾与危机频现。在内部，包括环境、食品安全等诸多因素掣肘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愿景；在外部，单一的GDP繁荣，远不能成为支持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唯一因素。

在国家乃至社会财富增长的背后，中国经济乃至中国产业的道德感召力何在？中国何时出现具备创新、责任、可靠这些软性特质的企业？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作为国内主要证券交易所之一，上海证券交易所自2008年开始推动国内上市公司进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认为，经历4年实践，国内企业CSR实践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从长远看，中国企业加大CSR投入，实行更为可信的CSR信息披露的趋势已经难以阻挡。

【中国企业差距在于软实力】

近年来，在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食品安全事件、环境危机、乃至生产事故的背后，频现大型企业，乃至上市公司的身影。从政府监管层到媒体，乃至普通大众，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渐高。

尽管目前国内外对于CSR的定义比较繁杂，侧重点各有不同。但结合中国情况，从实践出发，CSR可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对员工的责任；企业应给予员工合理的报酬、安全的工作条件、公平的晋身机会。对环境的责任；企业实行无害化运作，不对环境造成破坏。对供应商的责任；在善待产业链的同时坚守正道。法律责任；即合规合法经营。税收责任；自觉缴税，避免偷税、漏税。

“归纳起来，就是企业承担对利益相关人的责任，善待利益相关者，实现共赢，推动社会进步，维持可持续发展。”

胡汝银认为，完善的CSR实践，将为企业来带可观的附加值。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差距很大，CSR实践瑕疵太多。归根到底，造成中国企业在软实力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各界对中国企业的信任感尤为不足。

【上交所37%企业披露CSR报告】

作为国内主要证券交易所之一，上海所最早于2008年5月出台《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鼓励上市公司披露CSR信息。2011年，A股950家左右上市公司中，对企业CSR信息进行规范披露的达到了523家。其中，上海交易所上市企业发布最多，达到304 家，占50.7%，阶段性成果显著。深圳交易所上市企业发布共有209 家，占34.8%；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披露69 家，在海外上市的企业最少，仅18 家。

在2008年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中，还首次提出了“每股社会贡献值”概念。规定公司可以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即在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础上，增加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额，将企业的CSR实践量化。帮助公众全面地了解公司为其股东、员工、客户、债权人、社区以及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真正价值。

与此同时，上交所和上交所研究中心，还积极与政府部门以及第三方机构开展社会责任方面的合作研究。目前，上交所正参与科技部大型研究项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研究。而研究中心参与其中的子课题：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技术标准试点应用。这项研究旨在选择一定数量、具备一定条件和基础的企业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指南国家标准的试点应用，验证国家标准与我国国情和企业实际情况的符合性，拓展其实用性和适用性。

【个别领域挑战严峻，困难来自企业内部】

从社会角度观察，公众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期待，更多源自对现实的危机感。2010年，中石油发生渭河油污染和大连分公司污染事件，这些都对附近区域的水产养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引起国内轰动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的背后，均存在个别上市公司CSR实践严重不足的情形。

当下，履行CSR挑战最为严峻的领域，仍是公众关切度较高的食品、药品和环境领域：

首先，中国最为一个人口大国，食品安全问题如何解决？作为具有经营规模的食品企业，为何屡次成为危机源头？这一点发人深省。

其次，医药领域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曝光：有的企业生产的药品虽然吃不死人，但是也治不了病。这样的产品已经不能称为药片，病人吃药，和吃面粉饼没区别。

再者，伴随化工、采掘业企业规模的增加，一旦发生环境事故，其破坏程度空前。类似紫金矿业的重大水污染事件、鲁西化工隐瞒污染这样的重大危机，今后又如何避免？

与行业挑战相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挑战的另一方面，亦来自监管层面的不断完善：譬如税收监督、企业合规合法监管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民营上市企业，在近几年来还爆出，大股东通过不正当手段掏空企业，危害中小投资人利益的事件。这也是企业自身缺乏长远发展规划，重视短期利益的体现。

【CSR与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不冲突】

棘手的现实显示，国内的许多企业在现阶段片面的追求所谓利润最大化，将CSR工作流于表面，实质上无视应当对全社会承担责任。殊不知，“利润最大化”，和企业CSR实践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促进的关系。“CSR实践，犹如马拉松赛跑，短期内花费成本，长期来看是做的比较轻松、能够帮助企业跑的更远。”

“出过问题的企业，如果先前就将社会责任摆在重要位置，也就不会爆发大规模危机事件，诱发“股市黑天鹅”，造成股东利益蒙受极大受损”，胡汝银说。

全球化时代，海外大型企业、跨国上市公司在维系企业经营、追求利润的同时，往往能够对雇员、产业链乃至社会肩负起责任，传递正面社会效应。从而除却经济活动之外，企业在文化、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有一种对于公众的感召力，企业的社会认同感很高。

这些大型公司的CSR实践，与企业追求利润并不矛盾。相反，CSR工作还能帮助企业奠定追求“长期利润”的基石。而这种理念，恰恰是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的差距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型企业与海外企业的差距已经不是硬件上的了，而集中在软件上，体现在对CSR的认识、对待上。

【引导CSR科学信披，上交所提供胡萝卜】

在胡汝银看来，如实披露CSR报告被认为是推进上市公司CSR实践的有效手段。但就目前看，很多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更像是企业公关宣传途径，看上去很美，涉及内容最多的是社会捐赠，但对投资者真正关心的环境，食品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则鲜有提及。

“下一步，要在继续扩大上市企业CRS报告总量的基础上，重点提高企业CSR报告质量。特别是引导企业分行业披露CSR信息，首先为社会影响广泛的食品行业、医药行业、采掘行业设定不同CSR评估指标，真正监督企业将社会责任落到实处”，胡汝银说。

以食品行业为例，该行业的社会责任量化指标，将集中在食品安全保障层面。其考察纬度可以从原料供应、安全投入、生产条件、检测手段等项目入手，贯穿企业的生产经营全部环节，将企业真实履责情况量化。简言之，就是多定量，少定性。

但是，让上市企业真正把CSR报告作为约束企业行为的自觉行动，除政府管理机构的持续推进外，还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合力，特别是第三方独立机构评估和媒体的监督，后两者被西方称为第三、第四种公共权力”。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汤蕴懿博士指出，“西方的普遍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企业自律是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机制。”据悉，上交所还将采取一系列方式，加大与其它机构和媒体的合作，共同推进上市企业CSR实践。

2009年8月，上交所发布了中国第一个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代码为000048，该指数由履行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100个沪市企业的股票组成样本股，基日为2009年6月30日，基点为1000点。推出上证社会责任指数的目的，是促进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投资者推广社会责任投资理念。

简言之，在科学信披和投资者教育可以被认为是上交所为企业提供的“胡萝卜”。随着市场日趋成熟，投资者会认识到CSR对于企业可持续经营的价值，并以投资方式推动这些企业的发展。

“而那些CSR投入欠佳，频频爆发危机，被上交所谴责的企业，最终将被市场淘汰。”（记者王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