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節后就業市場發現,技術含量低、工作相對辛苦的普工今年招工難度大。除了新生代農民工對體面就業的追求,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工資差距縮小而物價高漲,對農民工吸引力減弱,企業對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極限。專家認為,“劉易斯拐點”之后,我國“人口紅利”將逐漸消退,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矛盾將進一步突出。
招普工中介“人頭費”漲至500元
新春開年,記者走訪了上海多個工業園區及寶山、嘉定、閘北等區專場招聘會現場,發現節后就業市場技術工種招工缺口相對較小,而普工的招工難度較大。
在位於上海寶山區的春風行動專場招聘會現場,上海雙鋼倉儲有限公司人事部負責人金濤告訴記者,節后公司的用工缺口在20多人,提供的薪資也比較有競爭力,現場招聘會沒過半,技術工種全部已經招滿了。但是普工缺口連一半都沒填上,普工技術含量低、工作相對辛苦,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比較弱。
“節后招工太難了!”在金山區春風行動專場招聘會上,上海藍濱石化設備有限責任公司人事科科長汪保衛帶著200個操作工崗位等了幾個小時,最后隻招到了個位數的工人。雖然工廠老員工很穩定,但是為明年要投產的三期工廠招聘的100多個新員工走了一半。他打算在多參加幾場大型招聘會之余,一邊聯系勞務派遣公司,一邊聯系西部地區的職業學校進行校企合作,到夏天畢業實習時直接輸送學生,捱過這段“用工荒”。
勞動部門調查發現,企業對一線熟練操作工人的需求最大。上海莘庄工業區勞動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許建高告訴記者,企業最頭疼的就是普工難招,為了“搶人”,企業不得不給中介“人頭費”,招一個人給500元。
招聘網站大谷打工網《2013年基層用工市場前瞻調查報告》顯示,受訪的5274家企業中,大部分節后需要馬上招工,31%的企業稱春節后大量缺工急需招聘﹔54%的企業表示部分崗位欠缺人手,需要招聘﹔僅15%的企業表示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缺工情況。超過六成的企業的人事專員表示,基層工人招聘是一年比一年難。
新生代農民工追求體面就業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普工難招主觀上源於新生代農民工對體面就業、高質量就業的追求。客觀上,隨著沿海與中西部地區工資差距的縮小,東部地區對農民工吸引力減弱,而企業對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極限,進一步提高普工收入有難度。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擇業期望值普遍提高,除了勞動報酬,更看重就業質量、生活體驗和人生價值的實現,體面就業已成為他們的自發需求。
來自貴州畢節的王勇節后早早就來到上海,打算多參加幾場招聘會,找一份“技術含量高、有前途有挑戰性”的工作,他想優先尋找行政工作,如果沒有盡可能找技術工種。“普工沒有職業前景,今年無論如何不能再做普工了”。中職技校畢業的江敏想先看看有沒有管理類工作,薪資水平低一些也沒有問題,但如果要做服務員等“艱苦崗位”,預期工資不包吃住最少也要每月3000元。
由於經濟發達地區生活成本較高,打工收入與中西部地區相比顯得“性價比低”,發達地區對低技能農民工吸引力減弱。
來自安徽蚌埠的戴懷榮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匠,工作一天有120元收入。他給記者算了筆賬,工地包住,工地食堂吃午餐“白菜加上幾片肉”就要8元,晚餐和老鄉搭伙自己做,有菜有肉大約5元,每個月能存下近2000元,可是在老家種地的女兒每個月也能掙2000多元。
來自四川瀘州的謝永勝在建筑工地做零工,每天收入200元,但是去掉每月房租300元、夫妻兩人的生活費1000元,每個月能存1000多元。“如果在重慶打工,我每天也能拿到200元,生活成本低得多,存下的錢就多了。”
此外,發達地區社保繳納水平較高,企業往往還有培訓等支出,企業實際用工成本增加,無力再給普通工人漲工資。以上海為例,2011年起,凡與上海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外來從業人員,按規定參加養老、醫療、工傷三項社會保險,從原本繳納水平較低的“綜保”經過五年過渡期轉為“城保”。
上海市嘉定區來滬人員就業管理服務中心主任朱華民介紹,企業為來滬打工人員繳納的社保從原本的100多元,提升到2011年的400多元,到2012年為700多元,從今年4月1日起,繳納水平在千元左右。此外,由於物價高位運行,城市生活剛性成本上升,勞動者就業收入期望普遍提高,企業為了“留人”,薪資水平年均增幅要在10%左右,還要在技能培訓、改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等多個方面著手,這些都給企業帶來了不少壓力。
多管齊下完善社會保障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教授指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根據測算,16至24歲青年勞動力數量將從2006年的1.2億人,降至2020年的6000萬人﹔25至55歲的黃金就業人口從2015年起將明顯下降,這決定了我國勞動力市場尤其是低端勞動力市場將趨於緊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介紹,2011年本鄉鎮就業的農民工中,40歲以上佔60.4%,而在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上佔18.2%,這意味著受戶籍、社會保障等限制,農民工過早地退出了城市勞動力市場。降低戶籍門檻,保障農民工同城待遇,在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為其提供“市民待遇”,將有效延長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力供給。
對於農民工“體面就業”的需求,上海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負責人趙建德認為,政府應加強引導,提倡職業不分高低貴賤的正確職業觀,減少不必要的勞動力錯配。“愛白領不愛藍領”“重體面不重收入”的社會心理是很多新生代農民工的心聲,政府要順應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提供就業服務,加強職業培訓,提升勞動力素質和就業質量。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所長莫榮認為,提高就業質量、實現體面勞動是目前勞動就業領域新的發展趨勢,針對就業市場心態的變化,政府應做針對性的應對,加強對勞動者勞動權益的保護,完善對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確保在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勞動者收入的不斷增長,以實現體面勞動。 (記者周蕊 姚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