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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由M2超百万亿判定货币超发或属判断有误

2013年05月02日16:19    来源:中国证券报    手机看新闻

  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103.61万亿元,M2/GDP达到188%,而美国不足70%。有人以此判断,中国货币严重超发,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笔者认为,这些判断有误,并有可能误导公众和舆论。

  首先是认识有误。从M2结构看,M2由狭义货币(M1)和准货币构成,准货币包括居民储蓄存款、企业与政府的定期存款以及其他存款。M2是个存量指标,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货币存量不是现金。2012年我国M2同比增长13.8%,新增12.26万亿元,而现金净投放为3910亿元,同比少投放2251亿元,投放力度明显放缓。衡量货币超发与否的关键是看物价水平,影响物价水平的更重要因素是资金价格和货币供应增速,与货币存量没有必然联系。这就是说,即便我国现在货币存量大,但只要能控制好实际利率和货币供应增速,也能控制好物价。

  第二,M2/GDP的政策参考意义有限。M2/GDP是由美国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提出的,用来衡量在全部经济交易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所占的比重,借此说明一国金融深化的程度。实践证明,M2/GDP的政策参考价值有限。美国1867-1975年的数据表明,其M2/GDP在1947年达到0.8097的峰值,后缓慢下降,长期稳定在0.6—0.7之间,总体呈现了“先上升后下降”,与美国金融深化的进程不相符。按照经济货币化的定义,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上限为1,而若以M2/GDP作为衡量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指标,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完全可能超过1。

  第三,M2/GDP国际横向比较有偏差。因为各国M2统计口径不一致。在各国货币统计中,M1统计口径大体一致,但M2有区别。例如美国M2中不包含金额大于10万美元的定期存款,我国M2中统计的定期存款没有数额限制。即使能比较,我国的M2/GDP也不是最高的。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全球M2/GDP平均为126%,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是卢森堡(489%)、香港(328%)、塞浦路斯(271%)、日本(240%)和葡萄牙(203%),中国排名第十为180%,与德国相当。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以及扭转操作,其M2/GDP之所以未大幅提高,主要是因为约70%的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如果把全球的美元供给都计算进来,美国的M2/GDP将大幅提升。另外,由于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传统意义上的流动性或货币、准货币只占主要经济体金融资产的一部分。根据IMF的数据,我国金融资产(银行总资产加上公开发行的债券总市值及股票总市值)在2011年底约相当于GDP的300%,远低于美国(424%)、欧元区(449%)及日本(540%)。

  第四,我国M2/GDP偏高有特殊原因。一是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企业资产、土地、房地产和其他一些生产要素的货币化,必然加大货币需求。以房地产开发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每年房地产开发完成额也就几百亿元,2003年完成额超过1万亿元,2012年则创出7万多亿元的新高。目前要素市场的货币化还在进行中,货币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可忽视。二是较高的储蓄率。目前准货币占M2的比重已达70%,准货币的快速增长与我国的储蓄率不断上升是一致的。从国际范围看,东亚储蓄率高的国家M2/GDP也相对较高。三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等量信用情况下,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创造的货币供应量相对较多,因为与间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中的货币只是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转化,货币创造有限。2012年我国信贷占社会融资的比重虽降至52%,但存量融资中银行信贷依然高达85%。当前我国股市和债市规模仅为M2总规模的0.6倍,而美国这两大市场的市值是其M2总规模的4.3倍。

  第五,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意义在弱化。我们知道,货币供应量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决定,人民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我国基础货币是通过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的,央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很大。我国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只影响本国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几乎没有溢出效应。货币乘数由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比率共同决定,内生性强也很难掌控。目前我国货币乘数为3.96,已经偏低。美联储早在1993年就宣布放弃货币供应量来调控货币政策和经济运行,转向基于利率的泰勒规则。在我国,银行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等融资渠道产生的流动性不在M2的统计口径内,M2增速对于判断广义流动性的参考意义在下降。

  因此,我国需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在继续关注货币供应量、新增贷款等传统中间目标的同时,发挥社会融资规模在货币政策制定中的参考作用。完善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机制,增强利率、汇率等价格杠杆的作用,逐步建立市场选择的基准利率体系,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高伟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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