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所高校设"死亡课"：让死亡拥有多种正确答案【2】

　　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他课上的学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轻，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他们动不动就放弃，有的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有的没读完大学就坚持要退学。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宗教对于死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通识课讲死亡，我还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陶国璋说。

　　在复旦大学，同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2005年开课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问：“什么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辉说，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讲，自己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我觉得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在这样的课上，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胡志辉调侃地说。

　　失去了让死亡“脱敏”的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对生的恐惧

　　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比如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记忆里，在农村几乎每个月都能碰到“村头故事”——村子里有人去世，家里人会在村头办丧事，有人敲锣打鼓，戏班子搭台唱戏，亲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围，晚辈去磕头，乡里乡亲去随点份子钱，送逝者一程，最后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戏，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别。

　　所以，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通常情况下，如果丧事办得好，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走得挺风光的”。

　　王一方发现，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看上去都挺惭愧的”，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他们常常过了很久都还不知道。

　　“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种‘死亡脱敏’。它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夜幕降临’，‘回到祖宗的怀抱’，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钱，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王一方说，“失去了村头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对家庭经济的恐惧，对人伦关系的恐惧。”

　　这位哲学教授感叹：“村庄的沦陷”让死亡成了“躲在暗房里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们失去了‘村头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机会’。”

　　为了让死亡“感光”，陶国璋也在课堂上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殡仪馆，到解剖室触摸尸体。一开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诉妈妈上课要去参观殡仪馆，结果换来她的质疑，‘这是什么课？这地方有什么好去？’”陶国璋的学生在参观后写信给他说，“可我到了才发现，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

　　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问题——这些供实验室解剖的遗体都是哪些人捐赠的？捐献的遗体能做什么实验，有什么用？

　　当然，也有学生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我要是知道得去殡仪馆，我可不选这门课了。”一个上过《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内地学生说，“我当时选这门课，可全是因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课堂报告）啊！”

　　不过，这个避讳谈及“死”的学生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在课堂上第一次看到电影《入殓师》，了解到死亡之后还有许多庄重的仪式。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是会把“殓”字念错，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死亡不是终点，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