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创新

　　“依赖人口红利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关于“未来中国的10年”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分析，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每一个要素都少不了人口因素的影子，中国制造业正是依靠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占领全球的巨大份额；未来10年，倘若人口红利消失，这些增长的源泉也会随之消失，有人担心失去了成本优势的中国会因此降低经济增长率。

　　“2010年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基本消失了。”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蔡昉就发现了我国的人口红利出现减弱的现象，15~59岁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态势。之所以选择15~59岁这一年龄区间作为观察区间，是因为蔡昉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年龄区间段上的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代表，是“中国特色”。

　　事实似乎也证明了我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用工荒”的状况逐年严重，需要大量员工维持生产的老板竞相提出更高薪、更人性化的条件吸引员工。数据表明，在1995年时，我国的劳动力增长率为10.3%，1995~2009年我国劳动力增长率为9.8%，到了“十二五”期间仅为7.2%，如果以此类推，在“十三五”期间，可能只有6.1%。

　　一方面，缺少充足劳动力作为保障；另一方面，老板们为了聘请劳动力使出浑身解数，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这引起人们对中国能否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担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也承认曾经充足的劳动力是中国经济的“加分”项目，但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在全球范围看，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在下降，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仍然比较高。

　　人口红利减少已是不争的事实。蔡昉向记者说，企业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些企业通过买机器替代人，没有这个力量的企业可以提高管理水平，调动人的积极性，用其他的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到那时，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企业就进入了新的增长时期，归根结底是靠技术的进步，生产率的提高。”

　　在姚洋看来，中国的企业应该有所惊醒，一方面坚持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注重资本积累。

　　人口红利消失后，众多经济学家担心中国会像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一样，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未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根本原因是未来投资增长速度趋缓，和劳动力供给可能出现负增长的状况。”蔡昉解释说，由于我国过去过度依赖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不平衡是不会持续的，同时随着投资深化，资本报酬出现下降的现象，这导致未来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这种投资增长率的降低会进一步加重劳动力供给的短缺。

　　这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发展极为相似，日本在1990年代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出现了接近20年的零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蔡昉担心，未来如果不能跨越这个阶段，可能会沦为第二个日本。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缺乏技术创新引发投资效率低下和重复建设等问题；制度建设不合理是我国发展中遇到的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权钱交易、市场化程度不足等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终驱动力。

　　有研究表明，目前中国行业内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巨大，这种差距高于美国。蔡昉认为，倘若我国企业间生产率差异与美国持平，那么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另一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通过企业自动进入和退出机制，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3到1/2。两项研究得出，中国目前还没有挖掘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

　　倘若行业与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差距能够得以缩小的话，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这对于进一步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有积极意义。

　　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杨大利说，尽管美国过去出台了许多反垄断法律，却无法制约微软帝国的发展。但随着Google等这类创新型企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良性竞争。在中国，过去更多地强调效率，现在同时也要对垄断进行一定的约束，以保证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涉及民族，也应为个人成长提供机会，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个人和国家的自由和尊严都要保障。”

　　蔡昉认为“源泉”正是“改革”。他说，目前国有垄断企业没有良好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这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失去了活力，为全要素生产率带来巨大的损失。只有通过未来的改革来改善制度环境，改善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如果做到以上这些，未来保持8%的经济增长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面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政府和企业已经作出了反应。蔡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想告诉政府，这些企业面临着新的发展阶段，但不是所有企业都有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这最终成为具有创造性的死亡，有些企业会死去，有些企业会扩大规模，而整体经济有所提高并健康发展。” （记者 陈璐）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