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匹配理论适合中国吗？

诺贝尔委员会把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博弈论学者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和阿尔文?罗斯 （Alvin Roth），以表彰他们在市场匹配研究上的贡献。跟大部分近期获奖者一样，他们是美国人。虽然美国继续主宰本届经济学奖，但是美国不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宰全球经济，而且很多人预计，中国在几年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新古典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试图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普遍性。罗斯和沙普利的研究理论具不具备普遍性，是否适用于中国？还是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西方国家？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对这些问题阐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这听起来像一个万能的回答，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我父亲教给我的思考方式。但是对于经济学获奖理论而言，这个回答是合理的。有些理论得奖以后，其预测和实际情况不太一致。例如，1997年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凭借金融衍生工具定价理论得奖。而他们成立的对冲资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得奖的第二年就崩溃了。为了避免金融系统的不稳定，联邦储备银行决定对其进行救助。

在对罗斯和沙普利的获奖理论作评论以前，我简要介绍一下罗斯和沙普利的主要贡献。

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贡献

微观经济学理论的重点在于经济系统里面价格对资源的分配作用。价格定错了会降低效率和产生无谓损失。在一定条件下，定一个价格并让市场决定数量或者定一个数量并让市场决定价格都可以得到最优结果，但是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有价格。比如，关于污染问题，排放税和可交易许可证都可能导致同一个最佳结果，但是这两种政策都有一个污染价格。如果污染价格等于零，则会导致污染太多而造成效率的损失。

然而，在某些市场，定价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或者说是不可行的。例如，名校的就读名额是不能出售的（家长给学校捐一栋楼的特殊情况除外）。因此没有市场机制以确保学校与学生之间实现更好的匹配。再例如，由于禁止售卖人体器官，导致有些病人所需要的人体器官无法通过交易得到。另外，需要肾移植的病人不一定跟配偶或其他的原意捐赠的亲戚和朋友有兼容的免疫系统。

罗斯和沙普利研究没有价格的市场如何能用匹配方案有效地分配资源。他们的研究在美国的许多情况下得到应用，并且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罗斯和沙普利的贡献主要涉及到婚姻稳定问题的应用。婚姻稳定问题是如何找一个稳定的匹配均衡。在稳定均衡下，没有这样情况：男人乙匹配到女人甲，但是男人乙更喜欢女人丙，而且女人丙相对于和她匹配的男人而言更喜欢男人乙。他们的贡献除了可以解决婚姻稳定问题之外，还可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合租问题（合租者都是同性），医院和医生的匹配问题（每个医院可以接受很多医生）。

沙普利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盖尔（David Gale）1962年提出了一种算法而证明它能够找到稳定的匹配。介绍一种简单的情况，每一轮程序如下：每一轮的第一步，每个没有匹配的男人向其最喜欢的但还没有拒绝他的女人求婚； 第二步，每个女人选她最喜欢的上一轮已经临时订婚的男人或本轮最喜欢的向她求婚的男人临时订婚。经过多轮程序，可以找到稳定均衡点。虽然均衡不一定唯 一，但是盖尔-沙普利算法一定会找到一个稳定匹配，相当于非合作博弈中的纳什均衡。在该理论基础上罗斯开发了实用算法，并已运用于各种匹配市场，包括美国的住院医生、加拿大和英国的几个小的职业劳动力市场，以及纽约和波士顿的公立学校的招生制度。罗斯的合作者埃利奥特?帕兰森（Elliott Peranson）是一家指导职业协会设计匹配算法的咨询公司的领导。罗斯向美国国会简报了他的研究以及基本研究的价值，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的价值。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住院医生市场很乱。医院越来越早地邀请住院医生，有些医院向住院医生提出的必须接受邀请的截止期限经常早于其他医院的邀请。1952年医疗职业协会建立了国家住院医生匹配项目（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NRMP）。虽然有连续调整，但是七十年代NRMP的参加率开始下降，因为该项目不符合现代的专门需求。1995年罗斯和帕兰森开发新的匹配算法，最主要的进步是考虑到有些配偶更偏好在同一个城市上班，并且该算法更重视医生（相对于医院而言）的偏好。考虑配偶的偏好意味着算法不一定有稳定的匹配，而找到存在的稳定匹配不一定可行。名字的排序可能影响到算法的结果。不过实际上这些问题影响到不足1/1000医生的匹配结果。对医生来说，没有匹配的医生在竞争性强而又混乱的市场（the scramble）找医院相当困难。2008年，罗斯帮助美国医疗行业做了很有成效的改革。

罗斯也设计了招生算法，2004年在纽约以及2006年在波士顿公立学校被采用。纽约2004年以前的系统，学校必须知道申请者的所有偏好，也容易被申请者操纵。波士顿原来的系统基本上只考虑第一志愿，如果没有匹配到第一志愿，就很可能被行政安排到志愿名单以外的学校。

罗斯-帕兰森算法的大部分应用仍然在使用，但是他们设计的个别市场已经失败了。根据经验，稳定匹配没有必要和充分的条件确保市场的长期成功。在消化内科劳动力市场里，申请者的减少让医院放弃使用匹配系统，而去很早地邀请医生。

罗斯也设计了肾脏市场。美国法律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是（根据最近的法律澄清）允许以货易货。在肾脏市场里，可以捐一个肾给一个陌生人。作为交换条件，自己的配偶可以从另一个陌生人那里接受肾脏。迄今为止，约1000人已接受肾移植。

适合中国吗

罗斯和沙普利的研究有助于发展博弈论。博弈论是一种模拟理性决策者的冲突和合作的理论，在政治科学，经济学，哲学和生物学已经被广泛采用。博弈论的早期发展是源于古代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和伊壁鸠鲁），最近的发展来自于方法论个人主义 -- 个体参与者的行为可以解释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二十世纪中期伦敦经济学院的两个奥地利人，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最突出的倡导者之一。

二十世纪下半叶，博弈论本身被主要来自美国的学者规范化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用博弈论分析美国跟苏联核战争的情况。在2001-2002年会计丑闻和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商学院的一次性博弈（相对于重复博弈）教学被批评为鼓励短视和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在中国，博弈论的基本理念和应用实践都比较缺乏。中国哲学的基础是社群主义，而不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合作和不干涉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质疑罗斯和沙普利的理论在中国的实用性。罗斯设计了在美国有效的机制，但是类似的机制在中国可行吗？如果每个人都忽略规则并走后门，机制有啥用？如果在没有“媒人”的情况下社交圈以外的人无法被信任，约会算法有啥用？这些批评可以适用于任何发展中国家，就是说世界人口的80%左右。事实上，许多国家的腐败和法治的国际指标显著地比中国差。

但是，我认为罗斯开发的以及类似的机制可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规则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和没有规则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腐败不一定干扰机制。例如，假设一所学校的官员能够影响招生，并不是实际上完全根据成绩，并从家长那里接受贿赂。只要该官员实际上不影响招生结果，即官员接受贿赂后的招生结果与完全根据成绩决定的招生结果一致，贿赂就只是财富转移而不是干扰机制的问题。并且腐败在很多情况是内生的，就是说制度的设计可以影响到腐败的频率。例如，在低工资或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工资的情况下，官员可能只能从事腐败活动来养活自己。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表明牛顿力学的应用是有限的，但是大多数工程师仍然采用牛顿力学。同样，社会科学的理论即使有限甚至是错误的，仍然可能是有用的。罗斯和沙普利的匹配理论即使美国人是理性人（Homo sapiens）不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在美国有用，并且，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也有用。

当然，特定的算法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合不同的情况。波士顿公立学校不愿意完全照搬罗斯给纽约公立学校设计的招生算法。适应中国的算法要反映不同的价值观和国家的发展目标。例如，在中国采用的匹配算法很可能不会考虑同性恋情侣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的情况。反而可能需要考虑每个贫困地区都有好的老师或医生，并且不一定满足所有职业人员的个人喜好。把罗斯的算法运用到中国需要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更多研究，比如公共健康和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人才流失理论可能在把罗斯的算法应用到中国时很有用。

把理论和算法进行改善并应用到一个国家，只需要一小群学者和政府官员。但是，更大的挑战却是减少对匹配算法的需要。出现没有价格的市场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同质化或不可行的偏好。在美国，许多黑人男孩的脱贫计划是成为篮球或橄榄球明星。改善运动选秀机制可能有利于他们当中的很少一部分人，但是大部分应该考虑到职业运动员以外的职业去发展。在中国，类似的同质偏好问题更严重，存在于更大的人口群体。如果每个人都希望上同样的学校，选同样的专业，或都想成为高级政府官员，实现这些想法将非常困难。这样，在没有很好的中央匹配算法的情况下，很难得到最佳匹配结果。中国的年轻成人应该更深入地思考各自的优势和兴趣，并考虑互利合作问题，以此去选择职业。

如果每个人都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分散的匹配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罗斯的创新很可能降低过美国医学院四年级学生的压力。但是如果美国经济学专业采用类似的中央匹配，我自己可能被迫在美国工作。跳出了思想框框，没有进行匹配，我才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来。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十四世纪已经有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然而，有才华的人忙着准备考试或在官员体制中发展，并没有时间去进行一场科学革命。现在类似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中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为了建立创新型社会，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更好的匹配算法，而是更多地跳出思想框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外籍教师）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