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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董倩：王教授，刚才人们也关注这样一个有预谋的问题。在您看来从专业上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有预谋的组织还是没有预谋地去用冲突这种方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我觉得首先是社会的危害性、主观的恶性应该说是有差别的，如果说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而且这种有预谋、有组织发生在像一直被认为是管理严格规范的国企身上，那它的性质就要严重得多。另外一方面，如果它仅仅是一种偶发的冲突，就像当地县政府所描述的那样，尽管有冲突但是在相应的法律责任上可能就会不一样，所以无论是媒体还是当事人，我相信接下来司法机关都很有必要去关注整个事件背后是否有预谋、有组织，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恶性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问题。
董倩：其实你说作为一家享有盛名的一家国有企业，它的组织应当是很规范的，那么他们一定也知道如果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采取一种拿着棍棒用武力去解决问题的话，带来的结果一定是不利的，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行动，您分析？
王锡锌：其实我想组织者也好，如果有组织者的话，或者当事参与者也好，他们都能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们国家《刑法》292条，它是明确将它界定为是聚众斗殴罪，对于首要分子和积极参与者最高是可以处十年有期徒刑，如果说出现其他情况的话，还会有更重的制裁。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形，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双方冲突的情形呢？双方冲突的情形起初在我看来它是一种私利救济，因为你从村民的角度来看，村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他们主张的权利，比如说补偿不到位或者说其他有些损失，那么这种情形本来是可以通过当地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通过公权力的介入来解决的，但是很可惜没有解决。但是对于中铁，也就是施工单位来说，他们在施工当中遇到一些阻挠，本来也可以说是受害一方，但是也没有通过公共权力的介入得到很好的解决，最后变成双方用私利来解决问题，私利救济的出现表明了公权力、公共职能在这里存在着严重的缺位。尽管报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其实本身是通过法律的公权力的介入而得到解决的。
董倩：好，王教授，稍后会有更多的问题给您。那么我们看一场冲突下来，最后冲突的双方居然是谁？是工人和农民。这种对峙让人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就会看到，整个中铁十三局在施工的过程中，它遇到的阻力一直就没有小过，究竟怎么回事？我们继续关注。
解说：2013年底前必须开通两个区间近30公里路基，完成产值5亿元的艰巨任务，才能最终确保工期目标，这是摆在中国铁建十三局集团宁西铁路工程指挥部各级参战人员面前的残酷现实。雷董事长指示：不要急，不畏难，打出去，攻下来。这是昨天发表在信阳网上的一篇报道，从中不难看出铁路施工面临的压力。
姜保权：我们来了整整八个月了，完成产值不到3000万，整个现场没有休假。
解说：同样是在信阳施工，潢川县的进度比起其他地区是滞后的。在铁路负责人看来老百姓阻扰施工，影响了工程的进度。而当地百姓对于修这条铁路也有自己的不满情绪，修铁路就要征地，而对于这次征地潢川县八里村村民就存有异议。
记者：当时咱们签过补偿协议吗？
潢川县八里村村民：没有，没有，老百姓不同意，太低了，三万三一亩。
解说：而对于村民的不满，铁路施工方也表示了无奈。
姜保权：咱们修铁路是（原）铁道部出钱修路，地方政府出地。征地拆迁补偿都是政府管，政府拿这个入股跟（原）铁道部一起修路，不是我们十三局，这个不通过我们。征地补偿款已经到位了，但是有的老百姓不理会。
解说：受征地拆迁、三电迁改等诸多因素制约，工程进展目前已受到严重影响。在提到施工艰难的原因时，信阳网的报道也提到了征地难题。报道指出，既有线设计时的预留通道，满足不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在修建增建二线时，很多村镇根据实际生产生活需要，强烈要求增加一些桥涵，至今未得到有关部门的明确答复。所以村民在二线征拆，施工中存在大范围的阻工现象，目前就存在土地赔偿标准不一致，地上附着物品种繁多，部分补偿标准尚未确定等诸多征拆难题。而除了千头万绪的征地补偿，日常工程建设中存在的其他问题，也似乎让铁路施工方与当地百姓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
徐长华：比如说春季来了，下春雨，你给管道压砸了，群众要求配下水道。
记者：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徐长华：他们态度，他们说你们来配合我们工作，你那压砸是过去压砸的。
记者：你们之前找过他们，他们并不是很积极，是吗？
徐长华：对。
解说：村民有不满情绪，有各种利益需求，而铁路施工方似乎也有自己的委屈。
姜保权：谁都想吃一口你打听打听，动工的地方修便道都是老百姓修的，我不让他修根本寸步难行，但是这个是主体我不能让他再干了，把电缆挖断了谁的责任，我的责任，强买强卖，强揽工程，这个活就是给我干的，你不给我干，我就组织老百姓堵路，断道，到现场闹。
解说：据铁路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也曾找过潢川县政府协调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政府部门也采取过一些措施，然而却还是无法解决长期积累的问题。一面是修铁路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是当地百姓方方面面的利益。当地政府是否在协调，又做了哪些工作？今天下午我们试图联系潢川县政府，宣传部门以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目前铁路施工方表示他们正在积极与村民进行沟通。
董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关于宁西铁路建设纪实中的一番表述，从铁道施工方这方面来表述的，他说，“在国内客运专线大行其道的今天，修建宁西铁路，对中铁十三局来说，应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这盘小菜却并不好做，没有相当的厨艺，很可能在小河沟里翻船。”那么我想这一番话核心、中心就是一个字“难”，修铁路是非常难的，那么这种难可以理解为物理层面的难，那么它表面在地质条件可能呈现出来的种种施工作业的难题，这一方面对于这样的一支修建铁路的专业队伍来说当然是小菜一碟，但是还有另外一层的难就是化学层面上的难，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铁路修到村民家门口的时候，村民会有很多涉及到自己自身利益的一些表达和诉求，但是这些诉求能不能及时地满足？这就成为考验这支铁路施工专业队伍的一种难。我们来看一下铁地双方都会涉及到哪些矛盾，使得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举步维艰？
第一是拆迁补偿，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实拆迁补偿的这个主体并不是施工单位，而是当地的政府，但是长期以来村民误认为这些铁路施工单位就是主体，因此就把没有满足的利益上的一些协调的积累下来的矛盾和情绪就发泄在了施工单位身上。第二是承包工程，有一些村民就认为利用这样的工程，我能不能在其中分一杯羹，这也成为一个矛盾等等，那么怎么看待这些矛盾。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王教授。
董倩：王教授，当这个事情一旦放在了公众目光的炙烤之下，那很快就会被引导到这家企业它的一个背景的标签，比如说国字号，其实事情远远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我们看到谁都有委屈，谁都有不满的地方，而且就是各种声音、各种诉求、合理的、不合理的都搅在其中了，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您觉得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王锡锌：核心的问题其实是要有一种有效的负责任的这样一种利益协调的组织和机制，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冲突还有其他地方出现的一些冲突中，其实表面上冲在一线上都是建设者、工人和当地的农民这种冲突，其实他们都是因为缺乏某种有效的利益组织协调机制的牺牲品，比如说对农民来说，他的有些要求可能是合理的，有些也未必是完全合理的，但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够有一种有效的利益的表达和回应的机制，并且如果在这种回应机制不能够使得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由有效的公权力的介入，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那么同样的对于施工方来说，施工方也可能有某种公共利益所说，比如说施工难的问题，包括当地一些老百姓抵制的问题，能够通过政府的带动协调机制解决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一些工人和当地的一些农民发生直接的这种流血对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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