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率激增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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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丰

　　这是一组乍看令人错愕，再看令人酸楚的数据：据上海市民政局近日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该市办理离婚7080对，比2月份激增一倍还多。

　　这还并非上海一地独有的现象。与之相似，3月份其他大城市同样普遍出现离婚“狂潮”，譬如北京3月6日一天内离婚数高达1000余对，再譬如南京3月份办理离婚4684对，达到去年同期2.4倍……

　　任何稍具常识者都不难断定，大范围内的离婚率激增远远背离生活常态，在其背后，必然有突如其来且势大力猛的外来力量推动，才会导致足够多的夫妻不惜违背公序良俗，不惜甘冒巨大风险，欺人且自欺地争相投入“离婚”，甚至是“假离婚”。

　　坚立在上海市闵行区婚姻登记中心“楼市有风险，离婚需谨慎”的警示牌，有如《皇帝的新装》中天真的儿童般直言不讳地揭示出这波“离婚潮”所为何来。房产与婚姻，至少对于不少夫妻而言，在“新国五条”即将落地前那段时间，极为荒唐地构成了“二选一”的恐怖命题。

　　在高达20%的税率，以及或将高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税款支出面前，空洞的道德说教无疑缺乏足够的感召力。以上海为例，2012年，这座中国最发达城市的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且仅在4万元左右，因此，这就实在由不得人怀疑，在不高的收入水平下（相对于税款），新税则制定者对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普罗大众，是否给出了太过于超脱的所谓“爱”的价码呢？

　　我们固然不难举出一千条理由，为个人住房转让所得税等房地产调控政策进行辩护。但是，面对近期出现的离婚率激增，以及房产交易量倏忽上天、倏忽入地的现况，人们不禁困惑：政府的政策目标应否单纯服从于“效率增进”等实用性取向？政府能否全能地预见到一切政策衍生的后果？

　　正如法学家德沃金深刻指出的那样，“政府也不能宣布说，它的优越性地位使它能够观察到普通公民所不能理解的道德真理”。而包括离婚率激增在内的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其实就是在声声催促，历时已逾十年之久，但至今未见实质性破局的房地产调控，以及所有一切类似于此服务于一个“好的”目标的政府行为，是不是应该沉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它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它们不应该做些什么，以及不能够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