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清华养老金方案”：经济理性过甚 人文关怀欠缺

　　唐钧

　　关于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清华方案”，近日来在全国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热切关注。

　　“清华方案”的好处，是跨越了“‘双轨制’—‘并轨’”的政策思路上的陷阱，避免养老金制度改革可能被这个一因一果的线性思维所裹挟，从而设计了一个既考虑公平又考虑效率的因而可持续的改革方案。

　　然而，遗憾的是其中的第五点，即“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普遍反弹，这不能不说是方案中的一个明显的瑕疵。笔者亦曾就此在《中国经济周刊》上撰文予以分析（详见本刊32期《“延迟退休”：“清华方案”有硬伤》）。

　　于是，便有媒体采访了“清华方案”的设计团队，并以“延迟领养老金非延迟退休”为题进行了报道。

　　如果死抠概念，“领取养老金”和“退休”当然是两回事。但是，对于大多数退休后养老金将是维持生活唯一经济来源的劳动者，“领取养老金”和“退休”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再者，在中国，这样的劳动者又有多少呢？恐怕又要提到这个数字，估计要占70%。

　　上述报道中以美国为例，说明了劳动者是可以先退休，然后过几年再领联邦养老金的。

　　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是，美国有一个401K的补充养老金计划。按清华团队的说法，美国人59.5岁退休，65岁领取联邦养老金，其间的空白，可以由401K来填补。但是，有资料表明，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三支柱”计划，除了联邦公共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之外，还有私人养老金，即企业养老金（401K计划）和个人养老储蓄（IRA计划）；到了80年代，里根总统宣布一个养老金改革的计划，从1983年到2017年，在35年中，逐步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延迟到67岁。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计划实施时，401K和IRA这两个计划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所以可以“填补空白”。

　　如今“清华方案”提出，“从2015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应当推迟1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问题在于，这些被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女性职工和居民，他们的401K或IRA在哪里？

　　其实，这种不讲理的政策有点像“协保”——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其特点是“不管当前生活，只管退休养老”，60年代中期出生的女性职工有相当一部分正在享受这种“待遇”。现在眼看退休年龄将到，要“苦出头”了，然而政策又要变了，退休后又有一年不能领取养老金。这实际上是要将“协保”的年限延长，当然，最后几年的“性质”变了——“退休”了，却没有养老金。

　　平心而论，“清华方案”中提出“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其价值理念仍然表现出经济理性过甚，人文关怀欠缺。

　　在方案的操作性层面上，他们以“保险精算”画地为牢，把“多收、少发”作为出发点，把2~3个人养1个老人看成是一种绝对的危机。其实，在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随着老龄化的进程，这种状况迟早要出现。

　　这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因为社会保障教科书上早就告诉我们，如果只考虑企业交费和个人交费，现收现付制会难以为继。靠延迟退休年龄节约的养老基金其实很有限，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却会使大多数劳动者遭受损失。就社会心理而言，可预期的养老金制度所起到的是稳定人心进而稳定社会的作用，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刚性”原则，切切不可掉以轻心。

　　如果突破只考虑“收多少、发多少”的“保险精算模式”的束缚，把养老保险看成是社会分配的一部分，我们的思路就会开阔得多。其实，决定社会养老机制的关键有二：其一是这个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有多大规模，其二是这些物质财富将会怎样分配。企业交费和个人交费可以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筹资手段，但除此之外，还有财政补贴、国资提成、资产建设等很多手段可用。

　　如果我们再打开思路，改变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自有其积极意义。民间豪言：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从现在到2035年还有22年，我们规定的劳动年龄又是16岁或18岁。所以我们完全有时间改变2035年时的人口结构。计划生育并不等于“少生”，在人口出生率低于自然更替水平时，鼓励“多生”恐怕也是一种“计划”。

　　但“多生”也要有其物质基础，现在年轻人的生育计划中，母亲何时退休是一个必要条件。

　　在中国公共服务很不完善的前提下，50岁退休的老人帮子女带孩子，尤其是0~3岁的孩子，同样是一种社会贡献，能否把给他们的微薄的养老金看成一种抚养下一代必要的“社会工资”。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低，与没有老人带孩子的习惯相关。

　　所以现行退休年龄的好处也是该好好想想的。如果打破这种已经形成的“平衡”，其后果实在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