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权下放要警惕“数字出政绩”

　　■ 社论

　　今年4月以来，国务院多批次宣布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拉开了新一轮简政放权的大幕。而在一些地方，宣布下放之后，落实怎么样？据新华社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放权的成功之处不少，但“放权”放出的尴尬也多。

　　可以证明放权效果的一个事例是，有媒体发现，自6月25日迄于8月末，国家发改委网站上项目审批与核准栏目已2个月未更新。询之发改委，回答是：已减少60%投资项目审批。

　　一些省市放权出现的尴尬是，上边放的，不是下边要的；而下边要的，上边并没有放。义乌市接到的省级权限下放清单中，有浙江省经信委下放给义乌的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省农业厅下放的草原类许可事项、省交通厅下放的水路和船舶经营许可等部分权限，因为跟义乌无关，所授之权无用武之地。

　　据新华社报道，在浙江省东部某县级市，2012年浙江省级部门下放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406项，但与当地有关的事项仅158项，占总事项38.4％。

　　出现此类尴尬的原因，一是认识问题，二是部门利益作祟。中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权力倾向于下指导棋，以为没有行政机关的严格“管理”，市场将乱成一锅粥。

　　同样关键的是，简政放权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改革，行政审批权暗含着太大的部门利益和掌权者私利，放权不仅需要勇气，更是自我革命之举。所谓部门利益，涉及某些管理便利、掌权者的地位、威信和面子等。所谓私利，可以从“跑步钱进”一说中体会，刘铁男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剖麻雀”的机会。

　　于是上有放权的政策，地方就会有假放、空放的对策，出现“数字出政绩”的放权政绩工程。省市部门可能于审批权篮子中挑几样无关紧要的凑个数下放，留着“含金量”高的。“假放”的情形包括：下放一半环节，留着一半环节；先放权，再以审核或备案为由变相收权。

　　但政府职能转变，下放权力已是历史潮流，容不得半心半意，更不能容许阳奉阴违。现在政府权力还是太大，管得过死，压抑了市场活力。放权，目的是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强调，审批权“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该整合的整合”。

　　放权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上”来说，不能光讲放权的好处、只提原则要求，“下指标任务”可能也不够，还应有实施细则。按简政放权的要求，有些权不是放的问题，而是要予以取消。但哪些审批权应予取消，哪些审批权应保留或重新配置，要有全面检讨，然后拿出可操作的方案。

　　有了实施细则，各层次在放权时再“按需供应”。放权者少了自由裁量权，地方授权的尴尬将会少很多。

　　现在各省市放权的数字很亮丽，但实效如何，要有绩效评估。绩效评估在经济上是一个普通管理流程，在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中也很常见，但国内公共管理一向重决策、轻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估。放权的数量是一回事，是否实际解决了问题，各方面反应如何，需要认真研究，在决策与效果之间建立“反馈”。

　　放权放到位，简政放权才会释放改革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