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互联网平台凭借自身拥有的海量数据、用户规模和雄厚资本迅速崛起。但不能忽视的是，平台相互之间的封禁行为也层出不穷。拒绝限制交易、要求“二选一”等问题必须重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举办的“开放、中立与创新驱动——平台生态治理的理念和路径”学术研讨会近日在线上举行，多位专家学者“问诊”中国平台企业生态，并开出“药方”。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表示，当前的政策在考虑互联网或者平台治理问题时，已经超越了竞争政策、反垄断的框架。

　　这意味着法律政策框架需要与时俱进。北京律师协会竞争与反垄断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林蔚直言，互联网行业相比其他传统行业之所以出现更多割裂，是因为当前相关法律还需跟进。每一次革命带来的都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资料和资源的集中，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条件下，这种集中远超之前所有的技术革命。

　　中国工信部7月决定开展为期半年的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主要聚焦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用户权益、威胁数据安全、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等四方面8类问题，涉及22个具体场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称，平台企业有可能利用自身优势，向下游渗透，并获得在下游领域的竞争优势。“自我优待”指的是平台企业既作为在线市场的交易中介，又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核心设施”的作用，同时还充当“看门人”的角色，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有一定监管功能，从而形成独特的优势。因此，平台有能力将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放在更有利位置，从而对其他第三方开发者进行歧视性待遇，这可能会破坏市场竞争。

　　在“自我优待”下实施封禁行为将会带来不利影响。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围指出，例如支配性平台企业将下游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从而使得支配性平台在垂直整合过程当中，遭遇到的下游市场竞争压力变小，或是支配性平台对下游竞争对手的质量或利润进行挤压，使得下游竞争对手向上游扩展的可能性变小，也可能会遏制竞争对手在下游市场的创新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马源认为，平台企业实施不同类型的拒绝交易行为多数都具有两面性，很难一概而论，应从四方面审慎对待。

　　一是规制拒绝交易行为的出发点是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二是推动企业提升平台规则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三是严格“必要设施原则”在互联网市场上的适用；四是鼓励企业协商达成平台开放决策，尊重平台企业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员刘金瑞说，法律要保护的实际上不是竞争者，而是竞争秩序，所以在设定法律规则上需要从实际需求、从维护竞争秩序或效果出发，规制的逻辑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行为规制是一种趋势，但现在来看立法难度较大，实践中落地也较为困难。

　　“当讨论平台封禁或屏蔽行为时，我越来越感觉虽然这是一个具体的行为问题，但它越来越像我们去理解平台经济和竞争问题的一个枢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直言，封禁行为涉及到各种各样理论层次的问题和实践层面的问题，所以分层、分类型讨论封禁行为在现阶段非常必要。

　　“无论如何，开放、互联、互通是互联网的价值取向，大型平台应该带头践行，保障平台经济稳健发展。”刘晓春说。(夏宾 雷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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