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创新应用“出箱”。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和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日前披露，“基于物联网的物品溯源认证管理与供应链金融”“基于区块链的产业金融服务”“AIBank Inside产品”“百行征信信用普惠服务”，四个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创新应用项目完成测试。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车宁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经过为期一年多的业务运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首批项目正式“出箱”，这标志着中国版“监管沙盒”在机制构建上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形成了完整的工作闭环，是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机制发展成熟的重要里程碑事件。

　　首批金融科技

　　创新应用完成测试

　　记者了解到，上述四个完成创新测试的应用项目中，工商银行“基于物联网的物品溯源认证管理与供应链金融”、百信银行“AIBank Inside产品”是北京首批公示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创新应用项目，中国银行“基于区块链的产业金融服务”则是北京第二批公示的应用项目。

　　“基于物联网的物品溯源认证管理与供应链金融”项目创新点在于运用物联网+区块链技术提供物品溯源认证服务，将传统的支付、融资等银行金融服务与企业上下游、商品产销全链条结合起来，将供应链金融服务融合到商品产销场景中，方便企业及个人客户自主选用，提供随时、随身、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打造产业生态圈。

　　而“AIBank Inside产品”通过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形式开放金融服务，深度赋能生态合作伙伴。借助API技术将多类型、标准化、通用化的金融功能模块，快速组装成行业解决方案，服务不同行业场景。采用无侵入的连接方式，让各场景方均可在不改造现有系统架构的情况下获得“即插即用”金融服务。

　　“基于区块链的产业金融服务”项目则旨在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区块链互信的关系网络，实现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物流以及政府等各方信息高速交互，解决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各参与机构在合作信任、数据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使得金融机构快速作出金融服务决策，解决传统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采用零知识证明等技术，提高基础业务验证速度，增强对企业隐私信息的保护，提高企业间信任度。

　　此外，“百行征信信用普惠服务”是深圳试首批公示、首批完成测试的应用项目。该项目通过对接福田政务审批系统,一是将征信数据应用于现场服务窗口办理的各项政务审批和缴费等业务中，实现政务服务快速办理。二是通过对个人用户的基础信息和政务审批结果信用信息的采集，丰富征信数据来源渠道，提高征信模型的准确度和有效性，更加全面和准确的评估个人用户的信用状况及风险。三是在“征信+政务”的基础上，探索开发“征信+缴费”“征信+缴税”等多种模式，为老百姓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公共服务。

　　金融科技

　　“监管沙盒”闭环形成

　　北京和深圳项目为何率先完成测试？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指出，首先，北京和深圳率先进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且北京和深圳都是金融业和金融科技产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北京、深圳集聚了大量的金融机构总部、知名互联网科技公司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领域的创业公司。

　　“其次，北京和深圳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方面有很强的监管能力和技术能力，能够确保监管创新试点的顺利推进。第三，北京和深圳率先完成试点的项目基本都是大型银行和知名银行申请的金融科技创新试点项目，其本身在金融科技方面就有很强的投入和人才基础，所以金融科技创新试点项目也会比较顺利。”刘斌表示。

　　从“出箱”项目看，车宁表示，在应用上覆盖了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能够在生产上实际应用的前沿技术，在场景上覆盖到供应链、开放银行和产业金融等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业务领域，在运营上涉及客户服务、业务经营和风险防控等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各主要环节，在主体上既有大型银行，也包括互联网银行，具有明显的“竞争中性”和多元化色彩，展现了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特色与优势。

　　苏宁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孙扬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这四个应用项目都和普惠金融密切相关，工行的项目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确保穿透供应链金融资产底层，以提升供应链金融客户风险识别能力提升贷款获得度，中国银行的项目是通过区块链强化对于产业链金融上下游的渗透，百信银行AIBank产品可以将金融服务通过API模式输出到场景前端，促进金融服务前移到客户和场景，百行征信项目和普惠客群数字政务服务效率相关。这说明国家鼓励在普惠金融领域探索新技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车宁指出，经过为期一年多的业务运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首批项目正式“出箱”，标志着中国版“监管沙盒”在机制构建上跑完“最后一公里”，形成了完整的工作闭环，是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机制发展成熟的重要里程碑事件，不仅明确了创新项目本身的监管工具、方法和主要路径，也给市场释放了确定性，有利于金融科技创新进一步与服务实体经济、百姓民生相结合，兼顾发展与安全、质量与效率，助力社会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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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真科技”“硬科技”

　　记者注意到，中国版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探索始于2019年末，彼时按照《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支持在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随后，陆续在上海、深圳、重庆、杭州、苏州、雄安、广州、成都等地区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

　　2020年1月，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公布首批六个拟纳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应用。2021年4月，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开始在全国推广实施。截至9月24日，全国已累计公示119个创新应用，目前只有上述4个创新应用完成测试。

　　车宁表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作为国家金融监管领域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可围绕“好用、管用”等关键点，不断加强内在机制建设和资源保障，调动发挥政府、企业、行业自律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加大教育宣传和规范引导的工作力度，对金融科技创新项目实现扎口管理，同时有序提升对项目准入的包容性和项目运行的容错度，真正发挥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沟通监管与企业的桥梁作用，降低创新的各项成本和负外部性。

　　孙扬指出，未来金融科技要有硬核技术支撑，而非纯粹的场景或者商业模式创新。其次，金融科技将不断地促进金融机构跨界，和数字政务、产业链金融深层次的融合，促进金融机构融合实体经济、融合实体经济。此外，金融科技将承担促进信用社会建设的使命，提升信用约束力，信用应用的场景，从基础社会运行层面提升金融业务的安全系数。

　　“中国金融科技将加速向基础技术发展，目前风险决策引擎、业务系统等应用技术已经足够多了，未来将向云技术、数据库技术、服务器、网络基础设备等信息创新领域下沉发展，从发展应用型金融科技转向发展基础的金融科技。”孙扬表示。

　　刘斌认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代表着未来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一些趋势：一是持牌金融机构是主体，金融科技还是要服务于持牌金融机构，加强与持牌金融机构的合作，更加了解机构、市场和用户的需求，探索新的合作形式；二是金融科技需要“硬科技”，未来金融科技不再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更需要在硬核科技上的创新，需要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隐私计算、量子计算、物联网等硬科技方面突破，有机结合金融业务场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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