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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稱應把收入分配納入總體改革框架中

2013年02月28日08:04    來源:經濟參考報    手機看新聞

  在未來的改革中,收入分配將是一個很突出的方面,不能隻就收入分配講收入分配。前一段一直說要搞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我一直感到時機上不成熟,因為收入分配涉及方方面面體制,在沒有一個整體改革布局的前提之下,單獨講收入分配改革,可能很難推進,而且一些深層次的、突出影響收入分配的體制問題,恐怕很難觸及。十八大以后,出現了一個新的形勢,改革有可能獲得實質性推進。所以我認為未來的收入分配改革,要放在總體的體制改革這個框架中來考慮。

  更多地從總體改革角度考慮

  影響收入分配最突出的幾個方面,首先是大范圍的、嚴重的腐敗。這造成了政府失效、造成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矛盾、沖突,造成了社會不穩定。

  第二,是收入差距過大。腐敗和收入差距過大,都和現行體制有關,說明體制改革滯后了。

  第三,認識上和一些政策上的偏差導致政府過度干預市場、過度干預經濟,用政府權力來保護壟斷甚至培育壟斷,人為造成大量尋租機會,造成不公平的收入分配。

  第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嚴重缺失影響了城市化進程,而不健全的城市化對收入分配也造成非常不良的影響。

  針對這些問題,怎麼推進改革?如果僅僅定義在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上,這個定義就窄了。財政體制、土地出讓制度等等,很多相關的體制問題需要改革。如果離開這些領域的問題去談收入分配改革,那就可能抓不到要害,也拿不出一個健全、完整的方案。所以我覺得思路還要拓寬,收入分配是當前的一個主要問題,但是我們在推進改革上,要更多地從總體改革的角度考慮。

  總體改革項下的幾個主要分項

  未來改革有這麼幾個方面可能比較重要。

  一是財稅體制。我國10多萬億的財政收入,再加上土地出讓收入、各種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加在一起,政府掌握和分配的資源,按2011年計算超過17萬億元,佔G D P比重高於36%。這麼大量的政府支配的資源是怎麼花出去的?

  例如,發達國家的政府財政支出,超過50%是用於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用於全社會福利。而我們這方面的支出,不到政府總支出的三分之一。相反,我們的政府行政管理費支出大大高於國際一般標准,這裡包括大量的“三公消費”和非正常支出。再加上政府用於公共投資項目的支出的腐敗、資金流失,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平。如果不去解決,那麼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問題也很難解決。所以財稅體制改革是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

  二是土地出讓制度。現在地方政府嚴重依賴賣地,地方財政變成土地財政。這個局面怎麼形成的?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可能存在問題,地方政府常規預算不夠,履行一些公共職能沒有資金來源。而一年3萬多億元資金的管理又非常不透明、不規范,漏洞非常多,有很多的流失。是不是應該考慮改革現行的土地征用制度,開放土地市場。商業性用地,讓農民和需求方雙方在市場上見面,政府起監督作用。

  如果要改革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就要重新調整。現在實際上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數量很大,但有一半的轉移支付是通過專項轉移方式,而專項轉移常常又沒有一個統一的、客觀的標准,很大程度上是部門領導自己說了算,造成了地方政府“跑部錢進”,到中央來爭取項目、爭取撥款,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大量的資金通過這種方式分配出去,也不可能保証公平分配。應該通過調整財政分配方式,減少專項支付,充實地方常規預算,以此來保証各級地方政府擔負的公共職能。

  三是對壟斷收益和資源性收益的稅收問題。比如石油部門的成本利潤率大約是整個工業平均成本利潤率的7到8倍,資源稅改革實行了5%的從價稅,這是資源收益很小的一部分。澳大利亞是對礦產資源部門的利潤征稅,資源稅稅率是利潤的30%,我們5%的從價稅如果折算成利潤的比率,不到15%。從價稅很容易通過提高價格把稅負轉移給下游、消費者,等於這個部門可以不承擔稅賦。如果變成針對利潤征稅,那麼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四是壟斷問題。我們的一些壟斷問題是行政保護造成的。比如說銀行,一年超過1萬億的淨利潤怎麼來的?是靠通過人為規定基准利率這樣一個行政的辦法,保証了銀行遠遠高於一般競爭性行業的高利潤。對這樣的壟斷利潤是不是應該征收壟斷利潤調節稅?

  同時也要考慮利率更加市場化的問題。當前更重要的是降低金融領域的門檻,讓更多民間的、小型的、地方性的金融機構能夠進入。小企業貸款難,很大程度上是現在的金融市場結構決定的,因為我們是大銀行主導的金融體制,幾家大銀行面對千千萬萬小企業,它不是一個適合給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體制。如果沒有大量民間的、小型的金融機構來參與競爭的話,那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就沒法解決。

  五是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現在說農村勞動力供應減少了,出現勞動力短缺,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現行制度造成的。改革三十多年以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根本改變,同時社會保障沒有跟上,所以造成了今天這麼一種情況。農村40歲以上的勞動者從打工城市返回農村的非常多,回去以后常常沒有充分的就業機會。如果這些勞動資源能夠充分利用的話,中國現在不應該面臨勞動力短缺。現在的城市化率才50%,將來如果到80%,還要有三、四億人變成城市居民。但是這個過程受到現行制度的阻礙,這些方面的制度需要改革。

  要說到改制度,可能馬上就會有人提出來,錢從哪兒來?這麼多人要解決福利和保障問題,財政拿不出錢來。這又和前面的財稅體制改革聯系在一起了。如果能把非正常的支出都壓下來,把該收的壟斷利潤都收上來,那麼解決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問題,資金應該是充裕的,用不著增加老百姓的負擔。

  六是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問題。前一階段世界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搞政府投資、搞寬鬆貨幣政策,這中間由於一系列的制度沒有跟上,一些壟斷部門、壟斷性企業、大企業從宏觀政策中獲得了巨大利益,而一般的中小型企業、民營企業,在這中間是處於弱勢的一方。所以接下來,改善市場環境、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應該成為改革重要方面,圍繞這個方面,有很多體制和政策是需要改革的。

(責任編輯:薛白、喬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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