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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對出租車漲價不能盲目反對
新京報：出租車漲價也是目前很熱的一個話題，對此你怎麼看？
薛兆豐：這和之前的問題也是一個道理。人們普遍認為，出租車牌照是有政府總量限制的，所以不應該漲價，這也是錯誤的想法。北京現在有6.6萬輛出租車，它的價格如果不到位的話，也會影響出租車供應，因為司機可以選擇高峰期不出來工作，這樣就造成浪費。
新京報：許多人認為，出租車挑客和拒載是因為車牌數量管制和份子錢過高，隻有通過放開數量管制才能解決問題。
薛兆豐：這種混淆集中表現在“供給不自由，價格無意義”的說法上。然而，挑客和停運不是數量管制造成的，而是價格管制造成的。若沒有價格管制，哪怕北京隻有6張出租車牌照，司機也會日夜兼程地出車﹔而在價格管制之下，北京即使已經發放了6.6萬張牌照，但找不到司機開出租車，以及司機故意在供需緊張時停運的現象，也仍然比比皆是。事實是，不論供給是否自由，價格都總有意義！
新京報：如何解決打車難的問題？
薛兆豐：簡單的經濟學原理，讓我們看得分明：數量管制形成了專營權的壟斷租金，使司機不得不繳納較高的份子錢，乘客不得不繳納較高的車資﹔而價格管制則導致了短缺，使即使租用了牌照的出租車司機，也不願意在高峰期投入營運。
這是兩套獨立的錯誤政策，分別導致兩種糟糕的結果。問題是，政策有問題，市場有反應。黑車群體蓬勃發展，愈禁愈烈，原因就在於黑車司機既繞過了數量管制，又繞過了價格管制，對市場需求提供了次優滿足。
解決之道很清楚：既放開數量管制，又放開價格管制。
貧富差距要看“不公”而非“不平”
新京報：收入分配改革是這一兩年的熱點話題。其中比較受關注的一條說政府要健全工會制度，提高勞動者集體議價能力。勞動者的收入能通過這種辦法提高嗎？怎麼才能提高勞動者收入？
薛兆豐：調查顯示去年收入增長最快的是月嫂、快遞員，可是月嫂有工會嗎？快遞員有工會嗎？市場自會決定它的平衡。什麼是議價能力，就是你在別的地方工作的機會，你在別的地方沒有機會，就隻能待在這裡。
用人為的手段來提高工資標准，規定最低工資標准等，它的直接后果是傷害了窮人，是那些真正需要工作的剛剛從農村出來的人，他們唯一的，能和同等勞動力價值水平相較量的武器，是要一個低一點的工資，和自身勞動能力相平衡的恰好的價格。如果法律限定了最低工資標准，那麼這些人就失去了機會。所以最低工資標准定得越高，傷害的人越多。法國的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們也有最低工資標准，但是殘疾人不適用，因為如果殘疾人適用，他們連工作機會都沒有了。
新京報：你怎麼看中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
薛兆豐：貧富差距大是由基尼系數來反映的，但是我們關鍵要區分兩個概念，不平和不公。不能隻看收入不平，因為帶來不平的原因有很多，性別、年齡、行業等等。
但造成不平的其中一個原因需要重點關注，就是不公。我們要把注意力轉向不公，採取措施反對不公，具體就是減少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減少企業的壟斷，降低價格雙軌制之間的差價，這樣也就減少了尋租的權力，就沒什麼機會去貪污了。雖然不能避免但要盡量減少這些機會。
“如實反映問題”是學者責任
新京報：你在美國學習生活過幾年時間。美國人可能享受到更多市場的好處，他們的國民對經濟學的常識掌握程度比中國公眾高嗎？
薛兆豐：不比中國高。都一樣。
新京報：市場經濟中的常識並不容易普及。經濟學家應該怎麼去普及這些東西呢？
薛兆豐：人們買一些偽劣的東西，是會受到損害的，但人腦子裡錯誤的東西，是不會輕易受損害的。人們信一些錯誤的觀念，比如太陽繞著地球轉動，照樣會活到一百歲。說到普及，其實也沒什麼策略，所謂最好的戰術，就是沒有戰術，隻需要把自己信的東西，把對的觀念說出來。
新京報：你認為理想的政府治理狀態是什麼樣的？
薛兆豐：政府不要在行業入口設置障礙，不要阻礙自由競爭。要建立健全一套合理的制度來保護產權，這些都是目前還沒有做好的事情。
新京報：那麼你覺得我們改革的出路在哪裡？
薛兆豐：在於更多的人能夠理解，社會變革的規律跟自然規律是一樣的，社會發展是有客觀規律的，工資怎麼定的，誰拿多少，需要更多的社會科學去研究，去普及市場經濟中的常識。這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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