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簡歷
薛兆豐 1968年出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法學院合聘研究員、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深圳大學理學士，主修數學及經濟，先后從事程序設計、投資管理和翻譯著述工作。
2008年獲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08-2010年，在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擔任博士后研究員。
- “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系列報道之二十五
3月30日，北大朗潤園，當記者問薛兆豐，這些年不斷被罵，為什麼還要堅持傳播他的經濟學觀點的時候，記者注意到，薛兆豐眼眶發紅，他取下眼鏡，撫了一下眼睛。
十多年來，薛兆豐的標簽是新銳、邏輯、理性、冷靜。熱淚盈眶的薛兆豐，並不多見。
十多年來，薛兆豐堅持以簡明又大眾的語言去解釋很多社會爭議背后的經濟學邏輯。但他得出的結論常常違背眾意，從而背負罵名。
比如，民眾對節假日高速免費一片叫好，薛兆豐卻認為此理不通。民眾把春運火車票一票難求的原因，歸罪於黃牛黨，薛兆豐認為，黃牛黨是過低的票價“請”來的，所以應該給火車票漲價。
為傳播觀點，薛兆豐還自建“新制度主義”網站，把自己的文章分門別類，以便網民閱讀。
傳播越廣，似乎罵名越多。
但事實上，薛兆豐的這些觀點背后的邏輯，就是相信市場的力量。薛兆豐認為，作為經濟學者，不應該把自己當做“國師”，而是要做一個獨立的觀察者，把自己學到的東西、看到的問題，如實地反映出來。
採訪中，薛兆豐不斷地關切“普通人的利益”、“窮人受損”這些話題。他不以精英主義者自居，堅定地反對特權。但罵他的人，或許恰恰就是他關切的人。
這大概是朗潤園的下午，薛兆豐眼含淚光的原因。
高速路免費會帶來不公平
新京報：前段時間你發表高速公路節日免費實際上是“劫貧濟富”的觀點。引起爭議。有人認為，既然政府向我們收費收稅，公眾沒有能力去減少它，那政府在一些地方能免一點是一點，總比用作三公消費揮霍掉要好。你怎麼看這些觀點？
薛兆豐：我在文章裡也談到，給民眾“免費午餐”的高速公路，不一定就是政府的，也有私人的、地方政府的。給免費午餐的動機是好的，但這會帶來一系列后果。
第一，擁堵。第二，對投資信心有很大打擊，因為它帶來了不確定性，一紙公文，政府說要請客，你就要買單，這將會是什麼樣的后果？
你說的政府給民眾社會福利，總好過拿去當三公消費揮霍掉好，實際上政府收到的錢分明錢和暗錢，高速公路收費存在管理流程，整個過程就像火車票收費機制一樣，是明錢。是明錢好管還是暗錢好管？我當然認為政府收的費用中會有浪費，但不能用公路免費制度去糾正這個錯誤，兩錯相加不等於一個對。
新京報：有很多人甚至希望高速公路徹底免費。
薛兆豐：一條高速公路不能隻給一個人走，要多個人同時走才能發揮它的價值，但也總有一個點，超過一個點，人擁堵到一定程度，它就成了低速公路，就發揮不出它的價值，這就是經濟學裡面講的“公地悲劇”，在價值上它等於沒有路，甚至是負的價值。
事實上，免費隻會產生事與願違的結果，造成了許多不該產生的不公平。比如，真正貧窮而乘坐大巴的旅客，不僅得不到票價的優惠，而且被迫堵在了路上，還失去了他們已經付了錢要購買的便捷服務﹔貨車也得不到優惠，這導致購物和投寄快件的公民也受損了。為什麼隻讓自駕的公民得益，而讓其他公民受損？
新京報：看來你的出發點也很注意維護“窮人”的利益。但你的火車票漲價論引來不少罵聲。
薛兆豐：關於火車票漲價的問題，我在班裡做過調查，黃牛票價並沒有高到天價，一般都是在高於火車票面價值的百分之五十上下浮動，這就是市場價。有個同學說從40元賣到200元，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同學又解釋說40元是實行實名制以后的價格，200元是負責帶進去的價格，這說明實行實名制以后，乘客支付了更高的灰色成本，這又是一個錯上加錯的問題。
新京報：那麼是不是說，把火車票價提高到一定程度，就能避免黃牛票價了呢？
薛兆豐：飛機票市場有沒有黃牛？飛機票價有沒有高到不可思議？並沒有。飛機票價會有特別漂亮的波動。比如中秋節，中秋節晚上過后准時調價，年初一的票價是臘月二十八的一半，最有錢的人就是臘月二十八回家，那些沒多少錢的人就等到跌價時乘坐飛機。我這些年為了省錢，就是等著跌價或者提前幾天回家。
對出租車漲價不能盲目反對
新京報：出租車漲價也是目前很熱的一個話題，對此你怎麼看？
薛兆豐：這和之前的問題也是一個道理。人們普遍認為，出租車牌照是有政府總量限制的，所以不應該漲價，這也是錯誤的想法。北京現在有6.6萬輛出租車，它的價格如果不到位的話，也會影響出租車供應，因為司機可以選擇高峰期不出來工作，這樣就造成浪費。
新京報：許多人認為，出租車挑客和拒載是因為車牌數量管制和份子錢過高，隻有通過放開數量管制才能解決問題。
薛兆豐：這種混淆集中表現在“供給不自由，價格無意義”的說法上。然而，挑客和停運不是數量管制造成的，而是價格管制造成的。若沒有價格管制，哪怕北京隻有6張出租車牌照，司機也會日夜兼程地出車﹔而在價格管制之下，北京即使已經發放了6.6萬張牌照，但找不到司機開出租車，以及司機故意在供需緊張時停運的現象，也仍然比比皆是。事實是，不論供給是否自由，價格都總有意義！
新京報：如何解決打車難的問題？
薛兆豐：簡單的經濟學原理，讓我們看得分明：數量管制形成了專營權的壟斷租金，使司機不得不繳納較高的份子錢，乘客不得不繳納較高的車資﹔而價格管制則導致了短缺，使即使租用了牌照的出租車司機，也不願意在高峰期投入營運。
這是兩套獨立的錯誤政策，分別導致兩種糟糕的結果。問題是，政策有問題，市場有反應。黑車群體蓬勃發展，愈禁愈烈，原因就在於黑車司機既繞過了數量管制，又繞過了價格管制，對市場需求提供了次優滿足。
解決之道很清楚：既放開數量管制，又放開價格管制。
貧富差距要看“不公”而非“不平”
新京報：收入分配改革是這一兩年的熱點話題。其中比較受關注的一條說政府要健全工會制度，提高勞動者集體議價能力。勞動者的收入能通過這種辦法提高嗎？怎麼才能提高勞動者收入？
薛兆豐：調查顯示去年收入增長最快的是月嫂、快遞員，可是月嫂有工會嗎？快遞員有工會嗎？市場自會決定它的平衡。什麼是議價能力，就是你在別的地方工作的機會，你在別的地方沒有機會，就隻能待在這裡。
用人為的手段來提高工資標准，規定最低工資標准等，它的直接后果是傷害了窮人，是那些真正需要工作的剛剛從農村出來的人，他們唯一的，能和同等勞動力價值水平相較量的武器，是要一個低一點的工資，和自身勞動能力相平衡的恰好的價格。如果法律限定了最低工資標准，那麼這些人就失去了機會。所以最低工資標准定得越高，傷害的人越多。法國的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們也有最低工資標准，但是殘疾人不適用，因為如果殘疾人適用，他們連工作機會都沒有了。
新京報：你怎麼看中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
薛兆豐：貧富差距大是由基尼系數來反映的，但是我們關鍵要區分兩個概念，不平和不公。不能隻看收入不平，因為帶來不平的原因有很多，性別、年齡、行業等等。
但造成不平的其中一個原因需要重點關注，就是不公。我們要把注意力轉向不公，採取措施反對不公，具體就是減少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減少企業的壟斷，降低價格雙軌制之間的差價，這樣也就減少了尋租的權力，就沒什麼機會去貪污了。雖然不能避免但要盡量減少這些機會。
“如實反映問題”是學者責任
新京報：你在美國學習生活過幾年時間。美國人可能享受到更多市場的好處，他們的國民對經濟學的常識掌握程度比中國公眾高嗎？
薛兆豐：不比中國高。都一樣。
新京報：市場經濟中的常識並不容易普及。經濟學家應該怎麼去普及這些東西呢？
薛兆豐：人們買一些偽劣的東西，是會受到損害的，但人腦子裡錯誤的東西，是不會輕易受損害的。人們信一些錯誤的觀念，比如太陽繞著地球轉動，照樣會活到一百歲。說到普及，其實也沒什麼策略，所謂最好的戰術，就是沒有戰術，隻需要把自己信的東西，把對的觀念說出來。
新京報：你認為理想的政府治理狀態是什麼樣的？
薛兆豐：政府不要在行業入口設置障礙，不要阻礙自由競爭。要建立健全一套合理的制度來保護產權，這些都是目前還沒有做好的事情。
新京報：那麼你覺得我們改革的出路在哪裡？
薛兆豐：在於更多的人能夠理解，社會變革的規律跟自然規律是一樣的，社會發展是有客觀規律的，工資怎麼定的，誰拿多少，需要更多的社會科學去研究，去普及市場經濟中的常識。這是不容易的。
- 同題問答
新京報：對於中國的諸多經濟學人，你最為尊敬的是哪一位？
薛兆豐：做好本職的經濟學家，不以愛國心和同情心來給自己的言論增加分量的經濟學家，我都非常尊重。經濟學是一門探險事業，前面是茫茫廣漠，哪裡有寶藏，是不知道的，有些人試著走這個方向，有些人走那個方向，有人成就大一點，有人小一點，我都尊重他們。
新京報：近期在市場層面，你認為哪一項改革最值得期待？
薛兆豐：將土地使用權落實到個人，然后允許土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
新京報：未來10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最具有投資前景？
薛兆豐：很抱歉，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