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繞得開嗎？ 找到比較優勢

中等收入陷阱

光伏產業這個政府大力推動的新興產業風光一時，如今卻深陷困局，這是否意味著，依靠政府產業政策推動的產業升級，存在著弊端？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如果政府力推的產業政策難以幫助產業結構升級轉型，中國是否也難逃“中等收入陷阱”？

日前在復旦大學進行演講的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面對上述問題時，卻給出了不同的認識：不能以一個光伏產業的失敗，全盤否定產業政策的做法，應該了解光伏產業失敗的原因，從而在其他產業政策上避免。而要繞開中等收入陷阱，應該有選擇地發展那些符合本國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產業，而在發展過程中，市場化的環境和積極有為的政府推動，缺一不可。

找到比較優勢

中等收入陷阱可以避免

一個國家之所以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由於其勞動工資水平不斷提高，而技術、產業卻未能不斷升級，導致發展停滯不前。林毅夫指出，經濟的發展取決於技術、產業不斷升級，從低附加值產業轉到高附加值產業，如果無法升級，低收入國家會停滯於低收入水平，中等收入國家停滯於中等收入水平，就是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國家同樣會面臨 “高收入陷阱”。

他指出，並不是說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必然就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勞動力價格不上升，如何從低收入國家變為中等收入國家呢？但伴隨著勞動力價格的上升，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必須不斷提高，否則就落入了 “陷阱”。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要靠市場競爭決定哪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另一方面也要靠政府因勢利導。

林毅夫認為，隻要能夠抓住經濟增長的本質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不斷創新、升級，這個過程中需要市場競爭，這樣的話，發展中國家都有潛力保持每年經濟增長8%，持續一兩代人都是有可能的，從一個低收入國家變成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也都有可能。

但是，尋找、發現自身真正的比較優勢，卻不是一句話說來那麼簡單。林毅夫指出，至今的經濟理論大多是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他們的理論來自對過去經驗的認識和總結，總結的經驗是發達國家的經驗，不見得適合發展中國家，因為條件不一樣。發展階段不同，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資本市場都不同，所以需要一個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理論。而希望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必須從 “你目前有什麼”出發，隻有把你能有的、你能做的做大做強，才能一步步向發達國家的方向前進。“根據你的要素稟賦，找到能做好的事情，為你的比較優勢創造條件，讓這些產業變成在國內、國際市場有競爭力的產業，就能夠以比發達國家更快的速度發展，你的產業結構都可以快速地趨同於發達國家。”

比較優勢如何發現

那麼，潛在的比較優勢究竟如何發現？什麼才是符合本國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產業呢？

林毅夫指出，一般用人均收入作為一個標准來衡量要素稟賦結構。歷史經驗表明，很多成功的例子，政府選擇去發展的產業，是當時人均收入是本國兩倍左右的國家的那些最具競爭力的產業﹔而那些產業政策實施不成功的國家，通常都是模仿了人均收入水平是自身10倍、 20倍甚至更高的國家。

成敗背后的關鍵，正是有沒有和自身的要素稟賦結構相契合。隻看到產業結構的差異，但沒有認識到產業結構、技術結構是內生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發展中國家直接 “跳躍”地去發展發達國家的產業，就違反了比較優勢，結果就是從事這些產業的企業沒有支撐能力，長期依靠國家補貼。產業升級應該依靠由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稟賦結構與你差距不大，那麼你向那個方向升級產業是可行的，如果差距太大，說明你的要素稟賦還沒有達到那個程度，強行推動並不可取。

回到光伏產業的話題。林毅夫說，光伏產業是個新產業，但是否真正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一個6歲小孩和一個18歲小孩在同一起跑點上，跑的速度一定不同。新產業的技術進步非常快，而技術進步是在大量研發投入基礎上的，如果不能以發達國家同樣的力度大量研發投入，人家的技術更替很快，你會很快落伍，這樣的情況下，站在同一起跑線，未必有利。當然光伏產業的失力，也和發達國家反傾銷相關政策有關。

林毅夫強調，一個國家要找到符合自身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首先是尋找那些快速發展二三十年的國家或地區，看他們過去發展的可貿易產業是什麼。實現多年快速發展，說明這個國家的產業政策是符合其比較優勢的，而它的人均收入水平跟你差距不大，說明你的要素稟賦也可能適合發展它的那些優勢產業，以此作為參考去模仿、追趕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如果這些產業國內沒有，可以培育國內企業，也可以通過招商引資。如果招商過程中發現人家不來，是因為交易成本太高，政府就可以有針對性地去改變，降低交易成本。

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經濟學家可以接受，但企業家聽不懂，企業關心的是利潤。要讓企業家按照國家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決定採用的技術和產業，前提是必須有一個充分體現這個國家要素稟賦的價格體系。而這隻有在競爭市場條件下才可能。

市場很重要，這已形成共識。那麼政府的角色又是什麼呢？林毅夫指出，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升級，本身是一個創新活動，要創新就必須有先行者，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失敗，隻有先行者失敗了，如果成功了，會有很多跟隨者競爭者加入。這意味著成功和失敗的收益是不對稱的，預期收益跟預期成本之間不對稱，除非政府給先行者補償，否則很少人願意做先行者，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就不可能了。

為此，政府應該對從事這些產業的企業提供外部性的補償。但這種外部性的補償是指幫企業解決外部性的問題，企業應該很快形成競爭力，因此這種政府的補償、激勵需要的資金應該很少，不會造成企業對政府的綁架。產業升級、技術創新不是簡單隻買一部機器，需要的資金可能很多，面臨的風險也很高，超過一個企業可以承擔的范圍。這種情況下，就必須要有金融、制度的安排。隨著產業升級，需要進行制度創新，基礎設施也需要不斷完善，否則即使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即使進入了符合要求的產業，也有可能因為基礎設施的不配套、風險太高、收益不對稱等而失敗。這些都需要有一個積極有為、因勢利導的政府。

林毅夫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追趕發達國家，發展速度要快很多，產業升級速度也快很多，外部性的協調就很重要，產業政策是可以發揮很大作用的工具。首先，在產業升級過程中，需要政府了解不同的產業需要不同的資源和基礎設施，所需的制度安排也不同。任何政府資源、能力都是有限的，就必須配置。產業政策實際上是把有限資源根據經濟發展需要作更好配置的工具。他強調，即使是發達國家，也需要產業政策，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是在全世界最前沿的，而企業的技術創新也需要政府的幫助，一般有幾個方面，一是對基礎科研的支持，基礎科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二是政府採購，最新的產品可以讓政府採購。林毅夫表示，有人反對產業政策，主張完全靠市場來選擇，是因為確實有些產業政策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恰恰是這些產業政策支持的產業是違反比較優勢的，這樣的產業沒有競爭力。他認為，要思考的不是反對產業政策，而是怎樣讓產業政策發揮更好的作用。（記者 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