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董事長"寶座":遲遲沒人接棒 為何虛位四個月?

樓繼偉就任財政部部長已近4個月，而其此前掌舵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投”）卻遲遲沒人接棒，董事長仍然空缺。對於當下的決策層而言，要為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尋找合適的操盤手，以破解當前的外儲困局，實在是不容易。

董事長人選：誰為最終投資負責

像是一個圍城，“符合條件的不想接手，想接手的不符合條件。”當坊間傳出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將出任中投董事長一職的消息時，業界的反應是“有些滑稽”。

自5月底，國務院任命中國工商銀行原副行長李曉鵬為中投公司監事長之后，中投掌舵人的傳聞已經出現多個版本。此前盛傳，現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的屠光紹是可能性最大的人選，而他的競爭者包括央行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易綱、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以及中投公司現任副董事長高西慶。6月28日，又有消息稱，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學東將接掌中投。

“中投現在很大的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為最終的投資負責。”知情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中投董事長的候選人們擔心，中投賬目可能存在著一定的風險，接手中投將讓他們比較被動。某國有銀行的高管在獲知其投資組合情況之后表示：“中投在短時間內向全球范圍進行各種形式的投資，很難講最后的收益會如何。”

但上述人士坦言，中組部及更高層在董事長人選上遲疑，可能並非單純因為候選人的個人意願，已經發生劇烈變化的客觀環境或許才是中投董事長“難產”的真正原因。

“中投的職責是實現國家外匯資金的保值增值，說白了，就是要賺錢。否則就是失職。”中投副董事長高西慶在今年“兩會”后表示，“中投從一開始設定的方向便是要做一個財務投資者，做以營利為目的的長期投資者，沒有所謂的戰略性目標。而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純粹的資產管理的市場，根據人家的規則、方式和理念賺錢”。

然而，由於中投的特殊身份，在進行一些海外投資時，都會有一些非財務因素的出現。中投作為目前中國唯一的國家級主權財富投資機構，很多投資以財務性投資為主，必然帶有一定的戰略性質。

“就像投資摩根士丹利，雖然目前賬面上是虧損的，但我們獲得了摩根士丹利第二大股東的地位和董事會席位，光這一點就已經非常難得。這筆投資顯然不能單純以賺錢與否來評判。”接近中投的人士表示，投資黑石也與摩根士丹利的思路類似，而此前中投大量投資礦產和能源類資產，在財務投資的同時，也有其戰略眼光。

高西慶此前也表示：“雖然我們有一些投資失利的案例，但實際上，我們整體的投資是超過了董事會設定的基准，而且在與這兩個公司打交道中，我們贏得了很多東西。”

這種比較曖昧的投資思路，讓中投的業績很難完全以收益率來評價。

政府的“身影”

中投從一“出生”就注定了身份的不同。2007年中投成立之初，由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向央行購買了2000億美元外匯儲備資金，並以此作為中投的注冊資金。這一特別國債的票面利息約為4.3%~4.5%。也就是說，中投在成立之初，就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

一位接近中投公司的人士表示，很多國外公司把中投當做中國政府的一個部門而非企業，對方在了解完公司的背景之后放棄了合作的願望。

中投試圖去政府化。中投實際上有兩個主要的子公司，一家是中央匯金公司，一家是中投國際公司。中投的海外投資項目由中投國際來承擔，在對外投資時，中投更希望別人用中投國際來看待他們，因為中投國際的企業性質更加顯著。

另一個讓海外市場質疑的是，目前中央匯金由中投控股，而中央匯金是國開行、工農中建四大行、多家証券公司、政策性保險公司的大股東，代國務院行使股東權利的機構，雖然中央匯金與中投的經營是基本分開的，但中央匯金的存在依然令海外市場對中投政企不分的身份心存顧慮。

但有些時候，政府身份也會成為中投的通行証，如何權衡則需要中投公司自己來決定。

“債轉股”設想

中投的投資困境折射出的是中國外匯儲備的困局。作為全球最大外匯儲備國，目前中國擁有3.4萬億美元巨額外匯儲備。渣打銀行全球研究首席經濟學家裡昂表示，如果過去10年是以“中國制造”為特征，下個10年將以“欠中國”為特征。

據悉，目前中國外匯儲備的2/3為美元債務類資產，大部分為美國國債﹔歐元主權債務類資產大約佔1/4﹔此外，還有少量的東亞諸國國債。分析人士認為，盡管中國想打破對美國國債的依賴，但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市場可以吸收當前流入中國外匯儲備的資金流。

中投自成立之初就開始嘗試拓寬外匯投資渠道。2007年5月，尚在籌備中的中投以30億美元參股美國黑石集團，然而黑石在IPO后股價隨即跌破發行價。作為中投公司的第一筆投資，這在當時引發了國內對外匯投資運作方式以及風險控制的爭論。

此后，中投以1億美元認購中國中鐵H股新股，以約50億美元購買摩根士丹利公司發行的一種到期后須轉為普通股的可轉換股權單位。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中投首年出師不利，2008年的海外投資回報率為-2.1%。

適量和投資，是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繞不過去的兩大難題。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俞喬看來，解決中國外匯儲備的投資問題，需要“制度設計”加“工具設計”，把半官方、官方的配置方式轉化成以市場為主體的多樣化配置方式，同時盡可能把目前的金融資產轉化為實物資產。

據俞喬測算，在美元資產中，約有1萬億美元為美國國債，“某種程度上面臨‘大而難退’（too big to exit）的窘境。”俞喬認為，由於央行資產性質的原因，目前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投資更多著眼於金融資產。他建議可以運用資產管理公司、海外產業基金、基金的基金等多種載體，來改變大一統的集中行政管理方式。

工具方面，俞喬在其專著《中國外匯儲備與全球產業投資》一書中提議，對於外匯儲備中的各國國債和機構債，可採用“債轉股”的方式，把收益較低的債券逐漸轉化為收益相對較高的股權。操作上可借鑒2011年以來歐洲央行與美聯儲之間多輪“臨時性美元流動性互換安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