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额高达4.2万亿美元,对外金融资产高达5.9万亿美元,庞大的海外利益亟需中国视角的国家风险评价体系保驾护航,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习总书记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近年来,无论是国际社会对三大评级机构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质疑,还是西方对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方式的诋毁,都体现出这个领域内所存在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之争,也折射出建立中国国家风险评价体系的意义所在。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通过掌握评级话语权,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国际信用资源。在国家风险这一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必须发扬自力更生的创新精神,建立自主的国家风险评价体系。
中国信保作为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积极履行政策性职能,为中国企业全球布局提供全套风险解决方案。但是中国信保如何管理自身积累的庞大的海外风险,特别是国家风险这种系统性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自中国信保成立以来,就一直坚持跟踪研究国家风险,通过国别分类和国家限额等方式实现了对国家风险的初步管控,特别是国别风险研究中心以来,张阳博士等人就一直专注于国家风险研究领域,努力吸收和借鉴各国在国家风险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完善中国特色的国家风险理论体系和评价方法,不断更新和改进现有的国家风险参考评级模型,每年以全球风险地图的形式对外发布国家风险参考评级,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运营提供智力支持。
通过新版的国家风险参考评级模性,可以识别51种企业海外经营可能遇到的风险事件,并且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个维度综合分析了各国潜在的风险热点,为及时掌控和有效管理各国风险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为国别分类和国家限额管理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在国家风险领域赶超国际同业的重要一步。
具体来说,2014版国家风险参考评级模型较之前有如下几点改进:
1. 借鉴贝叶斯思想,引入先验信息
国家风险参考评级是从多个维度对一国的国家风险进行综合分析,而在评级之前,研究者对一国的国家风险状况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比如,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稳定性高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领先其他国家等等,诸如此类的信息统称为先验信息。而根据贝叶斯定理,后验概率与先验概率和相似度的乘积成正比。在这里,也就是说,先验信息会影响到一国的国家风险参考评级。为了充分吸收这些先验信息,2014年国家风险参考评级借用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的国家分类作为先验信息的概括,然后结合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四个维度的国家风险信息测算一国的2014年国家风险参考评级。
2. 以有序加权法替代普通加权法
国家风险是系统性风险,无论是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还是法律风险当中的哪类风险事件出现都表明一国的国家风险水平在当时达到了一个极大值。因此,在测算2014年国家风险参考评级时,借鉴有序加权法,选取四个风险维度中最有可能发生国家风险事件的那个维度作为国家风险水平的代表。具体来说,就是用四个风险维度的最低得分(风险水平最高)来表征国家风险水平。
3. 以国家风险事件为指引,进一步精简指标体系
2014版国家风险参考评级在收集整理国家风险事件的基础上,将一国的国家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个维度。其中在政治风险中有四类12个指标;经济风险中有六类17个指标;商业环境风险中有四类13个指标;法律风险中有三类9个指标。和以前相比,2014年国家风险参考评级精简了一个风险维度,将双边经贸关系纳入到经济风险当中;具体考察指标从71个下降到51个,指标体系的设置更为科学合理。
4.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处理方法差异化
在2014年国家风险参考评级中共有8个定性变量和43个定量变量,其中政治风险中3个定性变量和9个定量变量,经济风险中有2个定性变量和15个定量变量,商业环境风险中有3个定性变量和10个定量变量,法律风险中有9个定量变量。在以前的处理方法中,在每个风险维度内,将所有定量变量和定性变量混合在一起按照主成份方法计算综合得分。这种方法会严重影响主成份方法的有效性,因此在2014年国家风险参考评级对定量变量和定性变量进行差异化处理,定量变量仍然按照主成份方法计算综合得分,而定性变量则作为对综合得分的冲击纳入到评级当中。
5. 将一国的数据缺失程度视为国家风险的组成部分
在国家风险参考评级的计算过程中,有很多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缺失。在以前的处理当中,会借鉴其他的数据来源渠道尽量补充完善这些缺失数据,但是仍有很多数据无法获得。数据缺失导致在计算一国的国家风险时只能用样本均值或样本最小值替代缺失值进行计算,产生了删失数据(Censored Data)问题。为了更好的处理数据缺失问题,2014年国家风险参考评级将一国的数据缺失程度视为国家风险的组成部分,即认为一国的数据缺失程度和一国的国家风险水平负相关,将一国的数据缺失程度视为对一国当前风险水平的负的冲击,最大值为一个标准差。
从2014版国家风险参考评级模型结果看,与2013版相比,国家风险水平下降、评级调升的国家有28个;国家风险水平上升、评级调降的国家有15个;其中,评级调升的国家主要是部分西欧和中东欧国家;评级调降的国家主要是部分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受政治局势动荡、外部经济风险冲击的影响较大,社会经济发展可能面临更大阻力。
国家风险评价涉及范围广泛,涵盖了一国的政治体制、宏观经济、财政金融、法律体系、对外贸易、投资环境等诸多领域。因此,国家风险评价体系建设,是一个涉及到多学科多领域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更要能指导实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国家风险相关研究已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以及金融创新不断深化,国家风险的内涵仍在不断丰富,外延在持续扩展。中国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实践中,迫切需要在国家风险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先进的建模技术,开发各类评级、指数等工具,使得国家风险能在一定程度上可排序、可分类、可量化。还要增强模型预测能力,在短期预测之外,完善对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预测,着力提高模型预测精度,不断完善国家风险研究和应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