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壽誤導騙賣頻現 監管不敵銀保利益鏈

　　作為基層業務員最多的中國人壽，再次成為投訴浪潮波及的重災區。近兩個月來，有多地的消費者投訴中國人壽在銀行網點的銷售人員存在誤導騙賣行為而將儲戶的存款變為保險，其中更是涉及工行、農行、建行等多家國有銀行。

　　這是繼2010年“代簽門”之后，中國人壽再一次面臨信譽危機。在這場危機的前台，一方面體現的是投訴者遭受蒙騙卻舉証困難的現實，另一方面是外界對正處在轉型期的中國人壽能否有效監管其多達70萬的龐大基層業務員隊伍的質疑。

　　記得在2012年12月1日的中國保險行業年度峰會上，中國人壽股份公司總經理萬峰還信誓旦旦：“未來保險業應不在理財領域競爭，不將保險作為圈錢手段，不依賴"雇佣軍"，而以產品轉型為核心，踏踏實實做保險。”

　　當時的他也許並沒有預料到，僅在短短半個月之后，央視《每周質量報告》的一條“保險涉嫌銷售誤導、儲戶銀行存款被騙買保險”的新聞會在中國保險業內引發一場針對基層保險業務員“騙賣”行為的投訴退保浪潮。這場危機凸顯出來的是銀行與保險公司內部長期存在的利益輸送，這也正是銀行網點銷售誤導屢禁不止的根源。

　　存款變保險

　　如果不是看到央視的報道，下崗工人謝淑芳仍會相信自己的積蓄安穩地存在銀行，而不是變成了理財保險。

　　2012年12月15日，中央電視台的《每周質量報告》曝光“新華保險涉嫌銷售誤導，使得儲戶在銀行存款時被騙買保險”。經過對比，謝淑芳發現自己的經歷與央視所說的十分相似，但在當時，她依然心存僥幸，“畢竟我的(保單)是中國人壽，我想這樣的大公司應該會比較規范。”

　　然而，作為全球500強企業的中國人壽卻令她失望了。在去銀行查証之后，謝淑芳發現自己的存款已經變成了人壽理財保險，“不但在短期之內不能支取，反而每年還要續交數額不菲的保費”，這一結果讓她感到崩潰。

　　對於那次受騙的經歷，謝淑芳仍然記憶猶新。2010年11月24日，當她去包頭市工商銀行包鋼三中支行准備辦理存款時，碰到一名穿銀行制服自稱是大堂經理的女士向她推薦一款“理財存款”。

　　“她說得很美好，說這個理財存款產品是中國人壽和銀行聯合發售的，和存款一樣可以取，而且利息高，有紅利，每年存一萬，連續五年，第六年就可以有六萬多。”謝淑芳對時代周報記者回憶。

　　然而，當謝淑芳在誘惑之下將錢存進去之后，卻發現打出來的並不是存單，而是中國人壽的一份保單，對此那位女士解釋：“保單是存款送的，保的利息，你的錢仍然在銀行裡面。”盡管有些疑惑，但謝淑芳還是在保單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當時是在銀行裡面，而她又穿著銀行制服，我以為她就是銀行的工作人員，所以才簽字，如果早知道她是賣保險的，就算再高的收益，我也不會買。”回想起當時的決定，謝淑芳感到后悔不已。

　　直到現在，連續存了兩年的錢之后，謝淑芳才發現當時這位大堂經理實際上是中國人壽在工行的駐點銷售人員，而她的所謂“理財存款”則是購買了中國人壽鴻盈雙全分紅類保險。

　　上當的后果很嚴重，由於已經達成保險合同，在合同期限沒到之前取錢，謝淑芳不但拿不到所謂的分紅，而且會損失將近一半的已交款，此外，根據保單顯示，謝淑芳還必須每年續交保費，這對於收入微薄的謝淑芳來說壓力巨大。

　　隨著時代周報記者的調查發現，謝淑芳的遭遇並不是個案，近幾個月來，針對中國人壽在銀行網點的業務員存在誤導銷售的投訴多達數十起，遍布北京、上海、廣東、四川、內蒙古等多地，涉及多家國有銀行。

　　“銀行網點的保險銷售誤導已經成為保險業的一種普遍現象，”長期代理保險理賠的許文華律師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其實，這種欺騙方式並不高明，只是由於銀行這個讓人感到安全的環境，很容易讓老人、婦女、農民工等辨別力較低的人群上當。”

　　銀保利益鏈

　　事實上，在央視曝光之前，商業銀行代理保險業務和基層保險機構就已經是監管部門的監管重點。

　　2009年10月1日，保監會頒布《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規定保險公司人員在銷售產品時必須向投保人出示保險條款、產品說明書，投保提示書，不得隱瞞和欺騙投保人。

　　2010年11月11日，中國銀監會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商業銀行代理保險業務合規銷售與風險管理的通知》，其中第十二條明確規定，“商業銀行不得允許保險公司人員派駐銀行網點。”

　　而對於違反規定的基層保險機構，保監會的懲罰力度也在加大。年初，保監會向包括中國人壽、平安財險、太平洋(5.86,-0.04,-0.68%)財險在內的19家保險公司發出監管函，詳細通報各公司被查基層機構違法違規問題，並處罰款。這已是保監會連續第三年就基層保險公司中介業務違法違規問題向總公司發出監管函。

　　盡管如此，基層保險業務員在銀行網點進行銷售誤導的行為仍然屢禁不止。根據中國保監會的公告，2012年前三季度，保監會和各保監局收到涉及銷售誤導投訴2090個，佔保險公司違法違規類投訴的83.97%，其中，投訴分紅險最多，達到了1252個，佔銷售誤導投訴的59.90%，主要表現為銷售時過高承諾產品收益、故意隱瞞免責事項以及將存單變保單等。

　　而時代周報記者對廣州市多家銀行進行暗訪發現，基本上所有銀行均有身著銀行制服，但並沒有挂工作牌的保險業務員在銷售保險理財產品，而銀行真正的工作人員對此也並無制止。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保險業務員對記者透露：“現在業務員穿著銀行工作人員的衣服潛伏在銀行裡，反而更隱蔽，也更容易博得信任。”

　　“屢禁不止的深層原因是銀行與保險本來就存在利益關聯，”曾經從事保險推銷的陳曉對時代周報記者分析，“保險公司、保險業務員和銀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鏈條，他們之間有一條利益鏈。”

　　據陳曉透露，保險業務員的收入完全與其業績挂鉤，按照業內一般行情，業務員賣出一份保險可以得到第一年保費30%提成，其主管上司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部分提成，這導致了保險業務員往往會為了業績而違規，而其上司往往對此也持鼓勵態度。“拿分紅類的理財保險來說，這類保險設計的初衷是為了讓收入高的群體規避財產風險的，但卻由於提成高，促使很多業務員將此類保險推銷給普通老百姓，甚至不惜偽造投保人的收入信息，最后往往產生糾紛。”

　　而銀行之所以對保險誤導銷售並不排斥，也是因為銀行本身就處在保險利益的鏈條之中。據一位從事銀行保險的知情人士向記者爆料，“按照行情，保險公司每賣一張保單要給銀行相當於保費7%左右的中間業務收入，而在業務員的佣金中，銀行也會有一部分提成，而一家銀行往往代理幾家保險，至於銀行主推哪家保險，哪家業務員可以駐點，其中均會涉及到利益輸送。”

　　“銀行賣保險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銷售過程中存在利益驅使和交換，那麼銀行保險很可能會變味。”陳曉表示。

　　維權面臨舉証難

　　作為總資產接近兩萬億的世界級保險集團，中國人壽旗下的70萬基層業務員一直是其驕傲的一部分，而現在，這個龐大的業務員群體卻成為人壽急需解決的難題。

　　人員過於臃腫，加上保險業務員從業門檻低，成員良莠不齊，使得中國人壽很難對基層業務員的違規行為進行監管，2010年，一些中國人壽基層業務員在銷售保險時大肆違規代簽，迫使投保人將中國人壽告上法庭，中國人壽的聲譽大受影響。

　　而在中國人壽的高層看來，此次“騙賣門”也是基層業務員違規造成。對於員工的違規行為，中國人壽制定有詳細的業務員守則進行規范，但是在一個如此龐大的系統內，監管到底能落實到哪一步，誰也不知道。

　　相比於中國人壽監管難的借口，更令被銷售誤導的群眾感到氣憤的是中國人壽在處理投訴時的遲鈍，這也使得投訴者的維權變得困難。

　　謝淑芳多次找到當地的工商銀行和中國人壽，以遭到銷售誤導為由申請全額退保，但卻遭到銀行和保險公司的相互推諉。

　　“銀行只是代理銷售，”工商銀行包鋼三中支行行長安芳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目前我們已經將客戶的投訴資料交給了保險公司，保險的糾紛問題應該保險公司來處理。”

　　中國人壽包頭市分公司的銷售主管溫旭杰則認為中國人壽的合同不存在問題，“銀行方面在銷售時應該有義務對保險進行詳細的說明。”

　　而有多名維權者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曾多次打中國人壽95519電話進行投訴，但是中國人壽卻一直以“正在調查”為由進行拖延。

　　無奈之下，謝淑芳准備訴諸法律。在詳細研究了保險政策和保單之后，謝淑芳發現，這份保單雖然有自己的簽名，卻存在諸多不合規范的地方。“保單的風險語錄是業務員代寫的，我根本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買了保險。”謝淑芳認為，這明顯違反了保監會對於保險銷售時應該對投保人明確風險、說明內容的規定，屬於違法合同。

　　對於謝淑芳的這一觀點，溫旭杰表示並不認同。“既然合同已經簽了，就應該按合同辦，”他與時代周報記者辯論道，“如果要証明存在銷售誤導，確定合同違法，那麼請出示証據進行証明。”

　　許文華並不看好針對銷售誤導的維權，“維權難度很大，主要是舉証難，誤導銷售行為往往出現在保險銷售的初期，要証明保險業務員在推銷時出現銷售誤導，要提供錄音或者錄像資料，而對於保險購買者來說十分困難。”

　　“另外保險業務員是一個高流動性的職業，有很多保險投訴是在發生糾紛之后，很多業務員已經離開了保險公司，要再追責十分困難。”許文華補充道。

　　而無法舉証確是謝淑芳面對的最大難題。“當時的那個保險業務員已經不知去向，而且我也不可能在她向我推銷時候錄音錄像，根本無法提供証據。”謝淑芳對時代周報記者表達著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