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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出去”，今天的農民工用這個簡單的詞定義他們的流動生活，“在家沒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們的是更好的未來。現在年輕人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不是為了逃避貧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機遇，早已脫離了最初的背井離。
華裔美國作家張彤禾從2003年進入東莞、追蹤描寫打工女孩的命運，到現在已經10年。這期間，她的丈夫彼得?海斯勒在中國已經出版了兩本描寫當代中國的非虛構作品——《尋路中國》和《江城》。彼得?海斯勒也因此在中國頗有名氣。
4月9日傍晚，張彤禾的新書《打工女孩》在北京單向街書店舉行沙龍活動。“傾聽，中國打工者的聲音”的沙龍海報張貼在書店門口，活動吸引了眾多讀者前來參加。在層層人群的包圍中，黃皮膚、單眼皮的張彤禾正在講述她寫作《打工女孩》的故事。
如果不是過重的兒話音，她會被埋沒在人群中，看不出絲毫的“美國味”。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居住多年的她在東莞採訪打工女孩時，才漸漸地融入她們的生活，變成一位近距離的觀察者。
“我們沒有什麼值得驕傲……我們的口袋總是空空，因為我們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打工者。但是我們還有一點值得驕傲的資本，就是我們還年輕，我們的口袋空沒關系，隻要我們的腦袋不空就可以。”她低頭讀著她採訪過的打工女孩伍春明的日記，這樣的張彤禾沒有一絲作為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的強勢。她偶爾抬頭看看讀者，淡淡一笑。
張彤禾說，她寫的都是她看到的事實。她想要寫的是農民工從農村到城市的過程中整個生活經歷的轉變，“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社會交往以及情感上的”。
出去，這是我們的信念
張彤禾的問題是，如果進入城市工作，條件真的那麼惡劣並且很難真正成功，那麼為何每年還有大批的農民工前赴后繼地進城找工作？
2003年，當時正在《華爾街日報》工作的張彤禾開始走訪東莞，每個月有一半的時間她都會出現在東莞的各個地方和普通女工深入交往。經過兩年多的採訪，她深入了解了一群打工女孩真實而鮮活的生活，她覺得她們並非時代的犧牲品。
“我剛去東莞的時候，擔心和這些工人聊天會很沉悶，我擔心這些工人在一起會沒有事情發生，或是他們沒有什麼可以和我說的。”然而讓張彤禾驚喜的是，這些年輕女孩很聰明、很幽默、很勇敢，也很大方。她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也默默地教會了張彤禾在工廠、在東莞、在中國怎麼生活。
大多數的媒體都報道過中國工廠的惡劣環境，欠薪、工傷或者因壓抑而跳樓自殺等負面新聞。而張彤禾希望能寫點別的，寫寫這個龐大的群體自己怎麼看待外出務工。“如果不是聆聽對方真實的心聲，而是一廂情願地可憐別人，這不光是不准確的，而且還是不尊重人的。”張彤禾說。
二十多年前，人們用背井離鄉來形容外出打工的人。人們往往因為家裡缺錢或者需要蓋房子才會從農村出來走向未知的世界。出去等於受苦，這是當時打工者和家屬共同的判斷。
“出去”，今天的農民工用這個簡單的詞定義他們的流動生活，“在家沒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們的是更好的未來。現在年輕人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不是為了逃避貧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機遇，早已脫離了最初的背井離鄉。
調查顯示，農民工將“見世面”、“自我發展”、“學習新技能”與增加收入置於同樣重要的地位。在許多案例裡，驅使農民出去打工的動因並非是貧困，而是無所事事。責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而附近的縣市則鮮有工作機會。
同樣關注打工者世界的作家梁鴻說：“在中國農村所謂的闖世界，就是出去打工，因為隻要不上學，等到十四五歲就去打工了，這和真正自由的闖世界不一樣，農民的孩子闖世界隻有出門打工這一條途徑。”
2004年，當張彤禾為了寫打工者的故事到東莞時，中國有一億五千萬農民工，而如今這個數字早已變成兩億五千萬。他們散落在中國的各個城市，上演屬於他們每個人但卻相似的故事。
在《打工女孩》中，16歲的年輕女孩呂清敏說，在她的村裡有一句老話，一輩子不用出遠門就是好命，但是最近這些年不但出去的多，而且要走得遠。現在村子裡的人說走得離家越遠越光彩。
從呂清敏湖北的老家出發，到溫州的鞋廠，坐大巴要22個小時﹔到哈爾濱的美發廳，坐火車要28個小時。更多的人選擇去遙遠的地方，“這是我們的信念”。
更重要的是要給他們未來一條出路
張彤禾筆下的打工者是被稱為新一代工人的年輕人。他們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50歲左右、皮膚黝黑，從農田裡來並終將回農村裡去，她描寫的是更年輕的一代，“是農村裡的精英，他們年輕，受過一些基礎的教育，比留在村裡的那些人上進，種地其實只是他們看見自己父母做的事”。
更進一步，張彤禾專注描寫的是年輕一代打工者中的女性。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廠裡她們很容易迷失自我，那裡有成百上千個背景相似的姑娘——在農村出生、沒念過什麼書、窮。工廠是做什麼的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帶來的艱難或機遇。
在張彤禾的筆下，書中的主人公呂清敏和伍春明都是抓住這個機遇的人。呂清敏16歲那年來到東莞，那時她是一個普通的流水線工人，確定電子產品的按鈕正常是她的工作。每天連續工作13個小時，重復上千次試用按鈕動作便是她生活的全部。
經過一次次地跳槽，呂清敏已經跨過了干體力活的界線。現在，27歲的呂清敏已經是一個女孩的母親，她和丈夫買了一輛二手別克車。他們存夠了錢，讓父母在老家附近的鎮上買了房子。有車有房，呂清敏的打工生活已經稱得上小康水平。
張彤禾第一次見伍春明時，她在一家外企工作，2004年的時候她每月賺8000元，住在東莞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公寓裡。率直健談的性子、犀利出眾的口才讓她成為營銷員中的佼佼者，並從中賺到了錢。她先后做過記者、干過傳銷、開過建材公司。她對新事物充滿好奇，對英語的學習更是充滿了熱情。兩年半過后，伍春明在經歷了傳銷、直銷的盛期和生意失敗的挫折后，又回到了月薪隻有1200元的一家中國公司。
不論從哪方面看，伍春明都跌得很慘，但張彤禾說，她變得更加沉著，她是一個奮斗者，堅信自己的狀況會越來越好。
然而這本稱作“讀懂她們就是讀懂中國”的《打工女孩》，卻帶來爭議，打工女孩的樂觀、積極能否代表兩億五千萬的農民工，而這是否就是他們追求的真正幸福？
北京萬聖書園總經理劉蘇裡認為，張彤禾的結論跟他的觀察和經驗有很大的區別。在他看來，中國的經濟成長，不僅要給這些打工者，尤其是處在最底層的這些人，不能簡單的是讓他們出去、走出來，或者改變原來在家鄉的生存狀態，“更重要的是要給他們未來一條出路”。
“打工階層為中國經濟發展貢獻了非常廉價的勞動力，這是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天南》雜志主編歐寧說。他提到了他在東莞打工20多年的妹妹以及同樣的打工群體，“中國的老百姓特別讓人感動，他們很快樂，但是他們很快樂並不代表我們能忽略一些事實。”歐寧說。
不是沒有痛苦，只是習慣了將傷痛壓抑在內心最深處
“受傷、生病，或者懷孕，你自己看著辦。”張彤禾也寫出了打工女孩快樂、堅強之外的逆境，“地方政府想的就是讓廠主高興，帶來更多的投資和稅收。”
但在張彤禾的筆下，這些女孩並不打算默默忍受這種痛苦。她們不斷地換工作，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這些女孩都有一個信念——要靠自己。
歐寧說：“城市裡面的生活比農村生活要快樂一點，可是她們不知道自己的貢獻有多大，就是因為她們分享的東西太少了，所以她們背后的鏈條才有更高的利潤空間。她們很快樂並不表示這背后沒有問題。”
去年出版《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的作家呂途在她的博文中稱，張彤禾字裡行間對“個人奮斗”和“機遇”的敘述讓她感到悲哀。相對於張彤禾觀察者的身份，呂途是一個參與者，她進入工廠，像工人一樣打工，像工人一樣生活，也像工人一樣思考，“我所看到的工人，有張彤禾說的獨自奮斗、樂觀的那一方面，但是也有其他的方面”。這包括呂途看到的工人對發展狀況麻木的一面，還有工人對現實環境的反思和不放棄的一些東西。
今年3月，呂途去蘇州回訪了她之前採訪過的工友，這是她第三次的回訪。那裡有一個在流水線上工作的工人感動了她。雖然工作繁重，但是他一直不放棄創作關於普通工人的歌曲，他說：“我創作這些歌就是為了告訴人們，為了喚醒人們——我們人活著是為了人。”
但也有讓呂途痛心的案例。一個19歲的女孩，曾經因為她想為大家、為社會服務而讓呂途覺得彌足珍貴，但她最后如同《打工女孩》裡的伍春明一樣，做起了直銷。
經過聊天，呂途發現她心中美好的東西並沒有變，只是她看不到前途。在呂途接觸的工友中，做傳銷、直銷的人挺多。“傳銷的背后有種不勞而獲，快速致富的思想在作怪。在和正接受培訓、准備做傳銷的女孩聊天時，我感受到她的糾結和痛苦，但是她試圖找一種可以讓自己說得通的、讓自己不受良心譴責的理由，但是她自己也意識到她不能自圓其說。”呂途說。
就在張彤禾的新書出版不久，梁鴻繼其暢銷書《中國在梁庄》的后續作品《出梁庄記》也出版了。在這部新作中，梁鴻採訪了51位梁庄的外出打工者。他們打工時間最長的有超過30年的，最短的才剛剛踏上漂泊之路。
在梁鴻採訪的打工者中，也有很多人在傳銷裡迷失。“我跟其中一位聊天，他覺得穿西服打領帶，出入五星級酒店，去辦講座，這是一種特別有尊嚴的生活。他覺得這種生活特別有身份，這當中當然也包含自我確立的一種渴望。”梁鴻一直強調，除了發財，他也渴望平等。
“農民工”，這個詞給了這群人一個明確的定義，他們是農民也是工人。但同時這也是一個模糊的說法，長期遠離土地，長期寄居城市，他們對故鄉已經陌生，對城市也未曾熟悉，結果他們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
梁鴻觀察到，在城市裡，一些即使積累了一定資本的打工者也不會在城市裡買房，他們住在城中村狹窄、簡陋的小房子裡，在老家卻有豪華的小樓和寬敞的院子。在這棟房子裡，他可以招待親人，敞開吃喝，顯示自己主人的威嚴和地位。而在西安、上海、北京，他們隻能是一個討生活的角色，沒有什麼東西是屬於他們的。他們“在城裡的出租屋裡，做事要小心翼翼，既怕得罪了房東又怕擾亂了鄰居”。
採訪的時候，梁鴻慢慢習慣了打工者們住所的那種局促、潮濕和霉味兒。她意識到，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日常的、每天經歷的生活，而在這種生活裡，霉味兒、想念孩子的痛苦等，這些情緒都並不強烈。
“那就是他們的生活，即使死亡，他們也淡然處之，因為一切都太過普遍。”梁鴻說。然而，作為農民工親人的梁鴻卻越來越失去勇氣，越來越覺得迷惘和厭倦。
作為追蹤者和觀察者，梁鴻的內心有些壓抑。“一些農民工出去還是能掙到一些錢的，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也有，而我想考察的是身份、尊嚴，包括家庭的完整以及他們在城市的命運、位置。”梁鴻說，“如果說老一代農民工是一種純粹的討生活的狀態，對城市也沒有歸屬感，那麼年輕一代也許會期待的更多，因為農村對他們來說也是陌生的。他們小時候去父母在的地方上學，或者寄宿學校，他們沒有干過農活，他們對家鄉的印象也是模模糊糊的，他們不會回到最初的故鄉，他們對城市的渴求更大，更希望得到一種身份，得到一種歸屬感。”但梁鴻看到，城市的邊緣化又讓他們更加迷茫。
有人說張彤禾的《打工女孩》是在為企業、為公司說話，忽視了打工者的迷茫和困難，他們的待遇差，制度不完善，甚至沒有人保障他們的權益。張彤禾回答說：“我寫的都是我看到的事實。比如說我認識伍春明就是她在第一個工廠工作的時候，她剛被騙，在街上游蕩，我可能寫出的文章會是很悲慘的打工生活。但是我花了很多時間，我可以看得出她的生活不斷地改善，從十年看她的生活的改變，可以看得出來她從最初級的工人，現在已經接近了中產階級，所以我覺得這是花很多時間才可以真正了解的事實。”
在張彤禾看來，在打工者的世界裡，也許人與人之間沒有友情、沒有信任，有很多腐敗行為，也有很多騙子，但生活本來就不是隻有黑暗的一面，“工作之外的年輕人，和其他學生、白領、城裡人一樣，有他們的快樂和幸福”。
呂途和梁鴻顯然並沒有駐足觀賞這些，她們都期望大環境的改善，能保障農民工的生活，在城市的規劃中，在農村的建設裡，將這些打工者真正容納進去。“打工者如果自己接受了現狀，那麼一切就無法改變。我相信一些打工者已經逐漸把自己的命運和社會的命運聯系起來了。”呂途說。
“他們不是沒有痛苦，只是習慣了將傷痛壓抑在內心的最深處。”梁鴻說。
